如今，国片的产业链缺失，制片方回收投资主要就靠票房，而院线方则被地产商绑架，租金高企，双方互相制肘，这样票价怎能轻易降低？我想，解决电影票价的困境，关键在于建立起丰富多层次的电影市场体系。

    作者：沙丹(中国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

   近期有关电影票价的话题挺热乎，先是有电影局“最低七折”的指导意见出炉，后有“两会”期间张艺谋、陈国星等五政协委员提议“降低票价”。不明就理的围观群众估

    其实非也。电影局的指导意见，针对的主要是当下乱象丛生、一地鸡毛的影院“团购大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恶性竞争、偷漏瞒报）；而五委员关心的则是，电影源头的“挂牌价”能不能切实地降下来？两者其实并不冲突。

    而真正与票价发生直接联系的制片方和院线方却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让这场关乎票价的讨论很可能又是白忙活一场。我以为，当下电影票价居高不下，反映出的是一个产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如今，国片的产业链缺失，制片方回收投资主要就靠票房，而院线方则被地产商绑架，租金高企，双方互相制肘，这样票价怎能轻易降低？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去年年底张伟平为何会因为提高《十三钗》分账比例而与“八大院线”引发矛盾了。

    票价高，埋单的到头来还是老百姓不是？中国去年电影年产量已经791部，世界第一指日可待；而据《艺恩咨询》显示，中国人均年观片量仅为0.2部，着实少得可怜。

    我想，解决电影票价的困境，关键在于建立起丰富多层次的电影市场体系。这方面民国时期上海的电影市场状态我觉得反而值得今天重新观察思考。纽约大学教授张真在她的力作《银幕艳史：上海电影（1896-1937）》中曾指出，早期上海电影业的发达是与这座城市华洋杂处、消费娱乐文化兴起的“洋泾浜”语境紧密相连的。这其中，今天看来很不可思议的一幕便是，美国影片的大规模输入。

    开放的市场 1918年之前中国并非美片的主要输出目标，法资的百代公司那时在华拥有绝对优势。随着沿海影院业的兴起，美片不仅数量逐年增加，片源更新也迅速提高。以前，美片还以国内下线的二手拷贝为主，片上多有英文字幕，常需要翻译员现场辅助。逐渐的，这些二手影片越发遭到观众冷落，与美本土市场几乎同步的新片开始大批运往中国。1910年的中国电影市场，美片只占进口片份额的7.5%，1913年为8.5%，而到了1926年进口的450部影片中美片已窜升至90%，几乎独霸中国市场。影星胡蝶后来到欧洲游历时也感概：“美国的片子，到中国来的算最快。我到欧洲各处，各影院所映的所有美国新片，大部分都是在中国时早已看过的。”

    放映轮次分级制 一方面美片片源过于丰富，同时国片也起步发展，加上市民阶层在经济、文化、欣赏趣味上的差异性，带来了上海电影院地理分布的差异性和观影人群的分化。电影史学者陈刚在《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中就谈及，30年代上海影院采用的是放映轮次分级制，根据影片的品质等级，少数出价高的影院得到首映权和专映权，并以此分为头轮、二轮、三轮直至七轮、八轮。比方说，一部影片在头轮影院“大光明”放映时，最贵票价2元（30年代初期上海普通家庭月收入还不到30元），辗转几个月后到了“恩派亚”、“共和”、“万国”这些小影院时，也就只能卖到2角、1角了。

    头轮影院一般都坐落于繁华市区的黄金地段，像“大光明”、“国泰”、“卡尔登”等影院均是如此，因此这儿也就成了上流阶层经常流连光顾的场所。大家都知道作家张爱玲就是个超级影迷。她在小说《多少恨》里开头就写道：“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廉价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石的伟大结构。”这部小说后来被导演桑弧搬上了银幕。1947年在两人二度合作的《太太万岁》中，也出现了“大光明”、“美琪”等著名影戏院的名字，想来都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当年上海《真报》还曾发了一篇《卡尔登门口张爱玲发嗲》的文章，说得就是有“贵族血统”的张打扮得“花枝招展”带友人看《不了情》的故事，很是有趣。

    当场电影票价不同 就同一个影院同一场电影而言，那时的票价也是不尽相同。以著名的“国泰”为例，从现在保存完好的影院布局图上可以清晰得知，影院分32排，前15排用英文字母标注，后17排用数字标注。影院前8排，票价1元；9至15排最贵，票价1.5元；再往后的7排也是1元；最后的10排0.6元。而如“大光明”还设有豪华包厢，包厢根据日场、夜场也不尽相同，日场1.5元，夜场2元，那真得就是顶级的享受和消费了，一般的市民阶层是想都不敢想的。

    当年上海的顶级影院，主要都是拿美片作为主打，有的还配有冷气机、“译意风”，十分高级。但也有像“金城大戏院”这样主要放映国产片的大型影院。1934年6月14日至9月5日，“联华”出品、蔡楚生导演的 《渔光曲》连续在“金城”上映84天，打破国片票房纪录。而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也是在这里首次唱响的。“金城”的老板很有生意头脑，当年的电影票每超过5毛时要交印花税1分钱，于是老板便将票价定在四角九分七厘，真是为了“合理避税”，花招尽出啊。不过也能理解，因为高级影院人员工资支出也大，据1950年夏衍在一次上海影院座谈会上所说，当时上海有五百多万人，47座影院，影院经理收入要比大学教授高好几倍呢。

    我们这代人，当然无缘亲身经历当年上海丰富的电影生活，但通过《申报》上五花八门、色欲横流的广告宣传、《中国电影年鉴》（1934）的官方统计以及《陆洁日记摘存》（1962）等史料的记载，都可以真切地触摸到那个半殖民地的“东方巴黎”摩登而畸形的影迹。其实除了上海，北京、天津、成都、兰州等或沿海或内地的大城市当年都曾有着多层次的影院布局。如成都1936年建成的“新明”电影院，就是仿“卡尔登”造型修建的豪华影院；而兰州30年代则有放国片的“启文”、“新民”，也有放西片的“兰州”、“新新”等等。

    今天，娱乐形式日新月异，电影也只是大众文化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觉得民国时期仍然有很多经验今天是可以参照的。我们当下电影产业要亟待解决的，一个是片源问题，一个是轮次分级问题，一个是差异化经营问题，这需要政府宏观层面和市场微观层面合力解决。另外，中国的电影公益服务体系建设也亟待加强，诸如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中心等多元观片的渠道如今还仅集中于极少数的大城市。我想在未来，只就当一个多层次的丰富的电影观看体系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让不同阶层的观众走进影院，共享影像带来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