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基础薄弱、要素价格上升也是个长期因素
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薄弱的农业基础。汪同三说,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面临了三次通货膨胀,这三次通货膨胀虽然都有它具体的原因,但是也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导火索都和农业有关。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粮食播种面积逐步下降,粮食产量逐步下降,累积几年下来,造成粮食供求关系紧张。于是2003年非典之后粮食开始涨价。结果在200
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建立良好的最低收购保护价,给予种粮直助。通过这样强有力的政策,中国连续七年粮食增产,今年夏粮已经增产了,很可能连续第八年粮食增产。
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2009年虽然增产,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比2008年还下降了,棉花的人均占有量更是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的农业还是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所以农产品价格还长期存在上涨的压力。
另外,不和谐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这里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世界上平均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是1.6,就是农村每收入1元钱,城市收入1.6元。中国前几年的比值超过了3,从今年开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城市居民快了一点,但是比值仍然超过2.9。农民收入偏低是一个大问题,严重了就可能影响稳定。解决的办法很多,但最根本的办法是要使农民的劳动更值钱,要提高粮食价格,使它超过CPI,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三个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如果比较合理的话,应该是一个枣核形,就是两头尖中间宽,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都是少数,中等收入人群较多。然而中国是鸭梨形的,高收入者是少数,低收入者一大堆。由于长期以来各方面复杂的原因,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明显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显偏低的状况。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必要扭转这种状况,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程度上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学上讲,劳动工资的提高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超过了就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意味着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都要承受一定程度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土地成本。比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住用地交易价格指数和CPI的走势高低可以看出,土地的价格长期以来明显大幅度高于CPI,所以土地价格对于总体物价水平拉动是非常明显的。然而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它不单纯是土地的问题,至少和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相联系的,甚至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相联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敏感很复杂的事情,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意味着土地价格对于CPI上涨的影响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物流的问题。汪同三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谈了三个数字。他说,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字,中国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 D P的比重是18%,是发达国家的两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的流通费用占一般商品价格的50%,占农副产品价格的70%。所以前几年蔬菜价格过高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运蔬菜的卡车走高速公路不收费,开辟绿色通道,结果蔬菜价格马上就下来了。还有一个令人脸红的数字,是全世界的收费公路有82%在中国。
汪同三表示,发展物流业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价格下降。然而中国现在发展物流业在某些场合已经成了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谋利益的手段。比如说北京的首都机场高速路,从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开始收费,收到现在还要继续。北京市提出来的理由是北京现在还有4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是依靠贷款的,费用还没有收回来。所以这个问题短期内也是很难解决的。
全面看待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汪同三说,输入性的通胀因素,农业的问题,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土地的问题,物流的问题这都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型的,一种是成本推动型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因此经常遇到通货膨胀问题,只有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那几年,经常遇到的是通货紧缩问题,但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在发生变化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这些地方出现高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的,那个时候是双过热,投资过热,消费也过热,结果国民收入超分配,钱相对于产品太多,于是抢购彩电、冰箱。但是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逐渐演变成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混合式的通货膨胀,而且肯定在未来成本推动因素会越来越明显。西方发达国家价格也上涨,主要原因就是成本推动。中国以后大概在一段时间内也会遇到相类似的问题,存在的某些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是必然性的,也符合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