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的这种负债消费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一是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结构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过去十几年间，美国人的家庭负债率本来就上升得特别快。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致在100%，到危机前已经上升到了130%，家庭资产在危机阶段又出现了大规模缩水。二是美国家庭需要提高储蓄率偿还其债务。据估算，美国家庭的私人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要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的总需求。

　　《思想者》：美国会改变这种负债消费的模式吗？

　　答：个人认为，美国原有的负债消费模式需要调整几乎已成为定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要

　　《思想者》：为什么这么说？

　　答：美国能做到贸易收支平衡就会对全世界的总需求形成重大压力，如果他要致力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可能人为地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促进美国出口。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美元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也等于是让人民币变相升值。虽然目前美国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美国政府一直在大规模发债，一旦人们对美国国债失去信心，美元就会陷入贬值。果真如此，美元贬值不仅有助于促进美国出口，还会向海外转嫁巨额的债务风险。

　　中国该如何做出调整

　　《思想者》：那么，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如何做出调整？

　　答：中国是整个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网络中，日本处于最高端，然后是韩国、台湾地区，而我们处在最末端——组装加工阶段。由于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储蓄大于投资的，所以整体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贸易不平衡的恶名。因此，单独让中国做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显然我们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这涉及下一步亚洲能不能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种失衡，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它不可持续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项内容就是需求结构调整，即从原来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胡锦涛总书记也谈到，金融危机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倒逼机制。如何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既要让出口降下来，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要承接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上游经济体对我们的出口，内外部的压力会非常大。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种转变，那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下一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都是至关重要的。

　　《思想者》：您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如何才能掌握主动权？

　　答：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我们判断美国人的总需求要减少，随之全球总需求增幅放缓，那么，亚洲地区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术，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场。谁能够为这个地区提供足够大的市场，谁就能主导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