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发展

市场机制·活力

临海市白水洋镇，一条悠长的小巷，年逾八旬的王植江老人就住在这里。

1980年8月5日，《浙江日报》二版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内容为临海县双港区区委负责同志带头集股，带动干部社员踊跃投资，解决了办金属薄膜厂资金不足的困难。时任临海县双港区委副书记的王植江是领头人之一。500元一股，或一人多股，或一人一股，20余人就此开创一段股份经济的历史。

翻开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长卷，这一次所有制的重大改革创新，并不鲜见。

在民营经济的耀眼光环下，人们普遍把浙江的发展总结为民间力量的推动，认为政府只是“无为而治”，这其实是对浙江政府的“误解”。

回首这40年，无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还是遍布城乡的数千个专业市场；无论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果断改制”，还是民营经济的遍地开花；无论传统经济的深度转型，还是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异军突起……所有这些关乎区域经济和百姓生活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既是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并在其中创造性发挥作用的过程，又是政府“有形之手”善于作为、积极有为的进程。这种努力，体现在政府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规律的尊敬上，体现在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和顺势而为上，也体现在与时俱进地为创业创新者提供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上。

就在其他地方还在限制甚至禁止兴办私营企业时，浙江许多地方已降低准入门槛,城乡居民均可申请创办企业。如温州在家庭工业蓬勃发展初期，便采取让其自由发展的态度。义乌等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的政策。对于民间的经济创新活动，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先放开后引导、先搞活后规范、先发展后提高”，有效促进了市场主体成长和市场机制培育。

如果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浙江政府主要是因势利导的话，那么从上世纪末开始，浙江政府则更为注重科学施政。1999年，全国第一家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在绍兴诞生。近20年间，浙江历经4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13年开始推出“四张清单一张网”，2016年底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

不难看出，从率先尝试“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加法’”的自我削权，到晒出政府权力清单，再到“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浙江政府自身改革中，贯穿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主线。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40年来，浙江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率先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区域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较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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