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而来的难民潮正在欧洲引发一场危机。欧洲各国一直在如何应对方面争论不休，徘徊在接纳与推阻之间。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难民潮对欧洲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上，但也有一些评论指出，西方其实是在自食当年在西亚北非地区鼓动“颜色革命”酿下的苦果。

众所周知，中东变局本质上是该地区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节奏。但西方却在第一时间为之贴上“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标签，并在背后推波助澜，将这场运动引向所谓“民主对专制”的斗争轨道，最终导致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不仅给这一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极大冲击，更导致无数普通人死于战乱。

仅以叙利亚为例。早在2012年8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警告称，由于国际势力在背后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叙利亚危机演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的预警，已经变成现实”。而今，叙利亚内战已造成约25万人死亡。叙利亚战前总人口约2000万，现在有一半以上居民已经背井离乡。

眼下，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到处充斥着难民潮给欧洲带来这样那样问题的抱怨。然而，国际社会此刻更应关注的是那些正在经受着痛苦和磨难的西亚北非国家。这些痛苦和磨难很大部分正是拜“颜色革命”所赐。

“颜色革命”给地区国家制造了环环相套的苦难。首先，它导致那些实现了政权更替的国家普遍陷入了政治和社会秩序重建的困境。不同部落、宗教派别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争夺政权展开博弈甚至爆发冲突，这已成为这些国家现阶段的主要特征。在部分国家，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出现极端暴力倾向，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埃及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各派围绕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博弈最后引发了“二次革命”。冲突不仅造成该国社会分裂，而且对地区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突尼斯政治变动初期虽然未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但这个国家在革命后的头3年里产生了5届过渡政府，宗教和世俗政治力量忙于政治博弈而疏于国家治理，以至于民怨四起，极端思想回潮。利比亚则在后卡扎菲时代深陷部落和军阀混战。

其次，由于各派政治力量在政治重建中专注于争权夺利，过渡政府拿不出治国理政良策，西方的援助承诺口惠而实不至，那些“由变生乱”的国家普遍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数据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增速较之动荡前明显放缓，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旅游业遭遇重创，外汇储备严重缩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突尼斯政府一度已经要靠借债来给公务员发工资。该国“伊斯兰民主中心”主任拉德万·马斯茂迪表示，革命后的突尼斯经济持续下行，外国投资望而却步，经济处于挣扎中，民众现在已经很没耐心，希望立竿见影看到实效，但现在要稳定经济谈何容易。埃及在经历重重动乱之后，对外部资金援助的依赖也大大上升。利比亚则由于部落割据、军阀混战导致正常石油出口受阻，该国的相关收入一度减少了70%以上。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巴希早些时候表示，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国家将面临破产，社会秩序也将受到严重威胁。

再次，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党和政治家来领导国家迅速恢复秩序和重振经济，民众的不满情绪被重新点燃，极端思想在一些地区悄然回潮，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不断上升。宗教极端主义者和恐怖组织利用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造成的乱局在本地区聚集壮大。同时，地区恐怖势力向区外的扩散性和与区外恐怖组织的联动性明显增加。当前，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呈现四处蔓延之势，严重危及世界的安全。

难民潮的出现对西方既是挑战，也是警示。眼下，西方正苦于应对难民激增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但其更重大的课题是，对自身在他国随意煽动“颜色革命”的做法进行深刻反思。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