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北京市PM2.5最高时达到303,超过标准浓度限值的4倍多,相当于一天抽20根香烟的严重污染,再一次将人们拉回冰冷的现实。除了最严重时席卷143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雾霾,生态环境的麻烦还有许多:困扰华北的地下水和土壤化学污染、危害全国135个城市的酸雨、全国1/3以上城市遭遇的垃圾围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号列车,似乎坠入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下沉区间,一时间令人看不到爬坡的转机。生态环境问 题,而不是其它,成了我们被“开除球籍”的最大风险。
这就是我们目前环境保护加速与环境持续恶化相互角力的现状,一场输不起的环保攻坚战。同时间赛跑、同人心竞逐、同现实对赌,而赌注,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连同子孙后代在内数十亿人的身体健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好似压在中国头上的三座“环境大山”,让这个经历经济社会转型的东方古国步履更加蹒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丧失时机,也未曾放弃希望、缴械投降。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虽然涉及生态文明的篇幅只有寥寥170字,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顶层设计已然呼之欲出,中央领导“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不能越雷池一步”的雷厉态度贯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划定生态红线”的提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出现在党的决议文件中却绝对是第一次。这种“底线意识”的确立,正是破解生态环境保护困局的改革“大招”。
过去,不是没有保护环境的制度体系和创新举措,许多时候,缺少的往往是上下一盘棋的共识和共同行动。比如生态补偿方面,碳交易试点早已开展,但各地积极性不高,不足以撑起节能减排的大任;早在2011年发改委就拟定《生态补偿条例》,却胎死腹中。生态环境不断走下坡路的惨痛教训充分说明,靠环境污染自动催生发展转型、靠个别地方部门大胆突破、靠官员思想自觉实现断腕改革的环境保护老路,根本走不通。在官员考核晋升同GDP挂钩的情况下,任何有碍GDP的环保举措都是徒劳。
出路在哪?一个鲜明例子,当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立下大气污染防治“责任状”后,各地各部门壮士断腕的举措纷纷提上日程。河北去年还在忙着上项目,仅唐山、邯郸两地就有 10多座高炉投产,新增钢铁产能2000多万吨,如今,却不得不信守责任承诺,5年压缩淘汰6000万吨钢铁产能。可见,抑制住地方政府靠牺牲环境来增加GDP和财政收入的冲动,关键还是要靠底线意识、红线约束。尤其是,用划红线的方式厘清不改革者的责任,避免出现先改革者不得好下场的逆向淘汰,这是任何改革获得良好执行力的关键所在。
可以肯定的是,用制度保护环境、划定生态红线,在将来很长时期会是中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一个基本方针。在这个基本方针之下,到底还会有多少“大招”,十八大所提出的美丽中国目标会怎样拂去虚幻的面纱,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