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今人过清明节,好像只有“祭扫”这一个主题内容。实际上,古代清明节的内涵丰富多彩。
春雨惊春清谷天,在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这一个。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因为流传太广,难免令后人先入为主或产生错觉。其实他描绘的仅仅是清明节的一个侧面;而清明节还有程颢所说的另外一个侧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与程颢同时代的吴惟信,也有“梨 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的诗句。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清明节,人们不仅祭扫亡灵,也借此机会踏青赏春,进行比较盛大的郊游活动。宋人张择端流传至今的巨制《清明上河图》,虽然对画题中的“清明”所指、对画面所描绘的季节还存在一定争议,但普遍观点认为其所表现的时令即为清明节,尤其是城外的一队人马,乃扫墓归来的情景。上海世博会时中国馆的“镇馆之宝”,就是“动起来”的《清明上河图》,整个画面能看得清清楚楚,里面的各种人物非但不见丝毫哀伤之情,反倒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据专业人士考证,本来意义上的清明节确是一个物候节气的标志,“清明忙种麦,谷雨下大田”,民间据这些积累的经验来安排庄稼活计。祭扫先人坟墓,民间虽然自古就有,但并无统一时间规定,也没有编入国家正式礼典,称为“野祀”。在清明进行扫墓的习俗,来自寒食节,也就是介子推那个著名的“守志焚身”的故事。春秋时期,晋国在介子推生日到来的时候,要全国禁火,冷食一个月;到了东汉三国时的曹操颁布《禁绝火令》,把期限缩短为3天。《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年(732年)又有诏令:“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王溥《唐会要》亦载:“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埽礼。”而清明节添加扫墓、踏青这些实际内容,则始于北宋。《梦梁录》说,自寒食至清明三日,“官员士庶,俱出郭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这一规定,等于明确了彼时有三天假期,不仅把寒食节和清明节合二为一,而且把原本出自个人意愿的行为上升为必须履行的义务。
如果说,程颢、吴惟信们的句子只是诗人的夸大其词,只有两三分偏说成八九分,那么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清明节盛况,则是平铺直叙,可以进一步参照。我们看到,从皇家到百姓,倾巢出动,因此城内几空而“四野如市”。在官方,“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统一服饰,“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花公家的银两就是;而且,“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对亡灵一视同仁。普通百姓在扫墓之后,“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来之时,“各携枣糊、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刍,谓之‘门外土仪’”。家里有轿子的,“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在这三天之中,“但一百五日最盛”,达到高潮。这里的“一百五日”,是从上年冬至开始数起的,即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天,正是指清明那一日。整个节日期间,小贩们如影随形,“卖稠饧(糖)、麦糕、乳酪、乳饼之类”。散去时已天色不早,“缓入都门,斜阳御柳,醉归院落,明月梨花”;而“诸军禁卫,各成队伍,跨马作乐四出,……其旗旄鲜明,军容雄壮,人马精锐,又别为一景也”。
在这段记载中,有几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比如黄胖、掉刀、山亭、土仪等等。黄胖,就是土偶,一种儿童玩具。《四朝闻见录》有“黄胖诗”条,说韩侂胄“以春日宴族人于西湖,用土为偶,名曰‘黄胖’”,这种土偶,“以线系其首,累至数十人”。韩侂胄“售之以悦诸婢”,高兴之余还令“族党仙胄赋之”;结果却因为韩仙胄句子中的“一朝线断他人手,骨肉皆为陌上尘”,令韩侂胄很扫兴。这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了。掉刀,是古代战刀的一种,伊永文先生笺注《东京梦华录》引《三才图会》说:“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施鐏。”大约类似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在这里则指玩具刀。山亭,也是玩具,是泥制风景建筑人物等小玩具的总称。观宋话本等出现“山亭”字样时,后面往往缀以“儿”,如《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未解因何如此。土仪,即土产,又特指专作礼品的土产。明白了这些概念的含义,再回味上面那段话,就能很清晰地想象宋代清明节是怎样的欢乐景象了。
这该是清明节的全面内涵吧,后来的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日子“越过越窄”、窄得只剩下了扫墓。清明、端午、中秋等重要传统节日在今天有了法定假期,或为恢复节日传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等于远去的丰富节日内涵会自然而然地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还需要下大力气打捞历史的碎片。重要的是,在使它们回归传统,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同时,不妨赋予相应的时代内涵。(作者系南方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