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陶然亭粉房社区坐落着拥有百年历史的各色会馆,其中包括梁启超曾居住的“饮冰室”。如今,该社区的粉房琉璃街、潘家胡同,都披上了大大的“拆”字,而散落于两条胡同中包括新会会馆(内有梁启超故居)、高州会馆、萍乡会馆在内的30余家会馆,有可能永远湮没在拆迁扬起的尘土中(4月6日《京华时报》)。
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总结六国、秦王朝以及后世诸王朝兴亡时,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意思是后人只知道对前朝哀叹,而不重视借鉴,总是在重蹈覆辙,让自己的后人照样要哀叹自己。回顾北京城市建设乃至全国各地城市建设往事,可以说,我们走的正式这条“后人复哀后人”的道路。
我们哀叹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我们哀叹1900年八国 联军洗劫颐和园;我们也哀叹上世纪50年代没能采纳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梁陈方案”(即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建议保护旧城,另建新城),我们更哀叹上世纪60年代“文革”中红卫兵们“破四旧”打砸文物。然而,今天,我们各地的城市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却正在一批又一批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旧建筑上画上“拆”字,镇江拆大运河遗址、衡阳拆“爱莲堂”……全国各地都和文物较上劲似地拆毁一个个文物,如今又有北京即将拆包括梁启超故居在内的30多家有百年历史的会馆。这不是“后人复哀后人”是什么?我辈嘲笑当年红卫兵太傻,岂料我辈更疯狂!我们的后人能不嗤笑我们吗?
再讲一个梁思成先生的故事,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美军将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梁思成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位置。在梁思成标记的地图中,特别标出了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这份地图后来呈交盟军司令部,梁思成的提议被采纳。多年后,日本的建筑学家们满怀感激,认为梁先生是日本的大恩人,“他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虽然,1948年北京因和平解放得以保全,岂料却在和平建设年代在劫难逃,岂不令人惋惜哀伤。
2004年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对北京的定位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此后,复建了永定门,今年3月又初传出要重建地安门,这些都是令人赞赏的历史进步。然而,让人惊奇的是,一边是保护和恢复历史的努力,一边却是对历史文化的破坏。
俗话说“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可我们却是拆历史文化搞建设上跌倒无数次。我们不禁要问一句:破坏历史文化,后人复哀后人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