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记者备受羞辱的新闻引起了公众的热议。记者遭“网络通缉”尘埃未定,又发生记者采访吉林洪灾被扣事件。不仅如此,地产大亨禹晋永叫嚣“我要关门打狗,就要先把狗放进屋来,所以今天很多媒体都来了”;“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弟子殴打记者之后,他又亲自上阵破口大骂“记者不如妓女”。种种迹象表明,记者连连受辱,不仅是权力的狂妄,社会名流也不吝口德。
人们对此感到震惊,这震惊大多来自于还承认有法律的存在,或者在把这些事件与法律的对照中,看出了明显的“出轨”。这也难怪,普通百姓还是把记者看成比自己更有社会地位和权利保障的,因此在记者的遭遇中推算自己的命运。然而,对此类事件的抨击,不管是出于忧国还是忧民,实则都是在重复一种常识。其实对一个文明社会而言,这些都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问题,一本《宪法》足以界定孰是孰非。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问题还要在“权力”和“权利”间反复纠缠?这就要拷问我们的社会背景了。因为讲道理,或者说把道理讲到什么程度,要看讲道理所在的地方。如果在古代茶馆,就不必讲“衣冠不整,不准入内”的道理,在这种场合,道理就可能掌握在一壶茶再外加一碟五香豆的人手里,如果谁再掏出了一包牛肉干,道理可能全在其手里了。当然,如果在茶桌上放上一把明晃晃的刀,可能就他说了算了——为什么?因为这里是古代茶馆,还不具备现代咖啡馆的规章制度——尽管古代也有古代的文明。
时代的进步,或者说社会文明,是不是随着年代的推进同步前进,那是要用社会现实来验证的。从理论上说,社会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不仅表现在科学的飞速发展上,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文明社会的管理体制,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文规定。从理论联系实际来看,制度是完善和明晰的,而现实是滞后和模糊的。结合记者连连受辱事件,笔者以为,之所以连续发生这种明显的侵权行为,是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无关系的。这就好比谁也不会赤膊光脚走进咖啡馆, 同样,在茶馆里大声喧哗、乌烟瘴气是常见的。也许有人会说,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有与社会规范不符的现象出现,并不能证明社会现状。但笔者认为,这要看这些与社会规范不符的行为出现在谁的身上,如果是出现在极少数极端的不法分子身上的确是正常的,但如果出现在管理这个社会的公权力身上,或出现在率先得益于这社会的社会名流身上,就不得不让人反思社会现状了。
我不想评论社会现状这种敏感话题,但社会文明应该是一个共识。一个文明社会最起码不是一个强势主宰的社会,这是从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反证的。可惜的是,类似记者连连受辱的种种怪异事件,无不只能用丛林法则来解释,因为和人类社会的最终游戏规则——法律,是格格不入的。公权力是体制的强势,社会名流是资本的强势,这已经是既成事实。而有强势一定有相对的弱势,在这种势态下,如果法律失去制衡作用,弱肉强食就成必然。所以权力部门可以一再动辄跨省追捕、“网络通缉”,地产大亨禹晋永也可以大放厥词:“打垮你的财政你就知道厉害了。当5000万元落到你的头上你就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这就是强势的力量。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得以在文明社会上演,除了个别人胆大妄为,还是离不开社会文明落后的背景。
因此,不能在记者连连受辱时才感到惊诧,当权力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公器并失去监管时,记者实在算不得对权力有约束力的角色。我想,对记者“动粗”的部门,其实是在摆平媒体中屡试不爽,并且在媒体的颂歌中平步青云,才会对“挑刺”的记者恼羞成怒,因为在这些部门心里,只有部门和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没有正义和公正。而地产大亨禹晋永、“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之类的社会名流,更是摸准了媒体的软肋,在权力和资本平分秋色的关系下,只要跟某个官员打个招呼,媒体就会“闭嘴”;或者给媒体投点广告,媒体可能就会选择“沉默”。这就是现实,这就是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落后现状,才导致一出出与文明相悖的丑剧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