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器，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2000年，浦江县黄宅镇境内发现上山遗址，出土了约1万年前的炭化稻米、柱洞，还有彩陶。

考古学家将这些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瓷片一点点拼复起来，透过上面神秘的纹饰图案，遐想万年前先人的生活。

了解一个人，就像拼复陶器。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利民同志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

徐利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又为什么怀念他？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们试着透过同事、群众、亲友的一段段记忆，还原一个完整、立体、鲜活的徐利民。

同事眼中的他——

认定了一件事，再难也要干

走进上山遗址博物馆，迎面是一堵墙，墙上挂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徐部长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上。”浦江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方黎晨说，自己跟着徐利民接待过一批又一批来上山的客人。官员、学者、媒体记者……几乎每一次，徐利民都会带大家在这堵墙前合影。以前，大家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仪式感，如今回想，他们说，这应该更是他对自己不断奋斗的提醒和激励。

浦江文化孕育了徐利民的文人气质。他对传统、对文化总是情有独钟，身上有种义无反顾的理想主义。“徐部长认定了一件事，就会迎难而上，全情投入，不计个人得失。”方黎晨说。

这一点在推动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上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他在申遗事业上的“同事”们也记忆犹新。

2019年5月，徐利民就任浦江县委宣传部部长，也接过了推动上山文化工作的担子。那时正是上山的“平淡期”，相关研究宣传不温不火，虽然在推进，但始终出不了圈。

同年，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良渚申遗成功，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自此有据可查。

有人联想起上山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它是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但即使在业内，“申遗”一词也只是被小范围、低频率地使用。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偶尔说出“上山申遗”，还有点羞羞答答。

面临困境时，人会本能地产生畏难情绪。谁都知道申遗难，但蒋乐平从未在徐利民脸上看到过退意。两人见完第一面，徐利民就对上山文化工作后续发展有了初步规划。他在笔记本里写：“前方路漫漫，关键要启航。”

徐利民的上山申遗之路就这样开始了。他奔走讨教，最终确定下一张跨越15年的“上山申遗与建设路线图”：2020年，成立上山文化遗址联盟；2021年，申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上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2025年，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26年至203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蒋乐平说，徐利民是在上山文化“转折期”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他擎着“上山申遗”这面旗帜，和大家一步一个脚印，走向那个远大的目标。

“一个举重运动员，最开始只能举起50公斤的杠铃，经过训练，最后可以举起250公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这句话下，徐利民特意划线，并折角做了记号。

他也是这么践行的。在关于上山的事上，他殚精竭虑，唯恐漏掉一个细节。

今年5月，我国科研团队公布在上山开展水稻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揭示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10万年连续演化史，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上山文化在世界农业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

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致谢部分，徐利民的名字赫然在列。论文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至今折服于他的实干精神。

2021年10月，吕厚远便拜托徐利民协调采集一批用于科研的水稻样本。那天20时27分留言，21时10分就有了回音：“你的要求马上办。”

一个月后，吕厚远收到了一个几十公斤重的邮件包裹，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不同品种的完整水稻茎、叶、穗、谷样品，每一个样品都有详细的标签。

吕厚远向徐利民表达感谢，他回复：“应该的。”

吕厚远时常想起这轻描淡写的三个字：“看他朋友圈里的信息千头万绪，该有多少‘应该的’在同时进行啊！是什么让他夜以继日地这样工作呢？”

应当是对延续文化根脉的使命感。徐利民不只一次说过，做好了上山这件事，他此生无憾。于是，上山面临的千难万难，在他手上拆解成一件件“应该的”琐事。

熟悉的朋友私下总结徐利民身上的优秀品质：有担当，有情怀，有能力。

“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也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国萍说，与徐利民共事这三年，做成了太多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筹备“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徐利民带队进京拜访当时已88岁高龄的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历经几番波折，同行的人打起了退堂鼓，唯有徐利民还在坚持。最终，他们在小区凉亭和老先生见上了一面。正是这一面，为上山文化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严文明评价，“上山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

让袁隆平给上山题词，不少人都觉得“异想天开”。出发拜访袁老前，徐利民提出将上山文化的精髓浓缩在几页纸的简易图册上，特别将稻米和石磨盘放大，又特意请非遗传承人赶制了上山特色的稻穗绗缝被。当晚一行人与袁老相谈甚欢，拜访时间从约定的15分钟延长到40多分钟。至今，袁隆平题词的“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仍是上山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词。

同样对徐利民的热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所名誉所长陈同滨，她曾主持申报过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元上都遗址、丝绸之路、良渚古城等世界文化遗产。“本以为良渚会是收山之作，但了解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群对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标识体系来说，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特别具有申报世界遗产的潜力。”她告诉记者，两人在一周内一口气跑完18个上山文化遗址点，并相约要使上山文化的价值更多地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认同，让世界看到中国对人类农业起源的贡献。

申遗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徐利民数次进京奔走，推动上山文化一年内实现“三级跳”，先后在浙江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展出，获得央媒、外媒的关注报道，逐渐成为备受瞩目的一个考古文化IP。

可这些还远远不够。徐利民总是在想，怎样让上山再红一些？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成为网红景点，离不开他的巧思。”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副总编辑李艳说，徐利民策划推出全国首个万年上山稻田博物馆，占地仅2亩，却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个各年代种植推广的水稻品种。他又请来水稻育种专家，在田野间为浦江中小学生开课，“田间流动的、活的博物馆，是最好的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不知不觉中，上山申遗的队伍壮大了起来。上山文化，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万年中华的一张“金名片”。上山文化遗址群更是如期完成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申报。

大家说，如愿进入预备名录的那一天，他们还会从上山遗址出发，一路跑到相邻的义乌。正如3年前7月的一天，徐利民带着他们一道做的那样——去那条以陈望道命名的望道大道，振臂高呼：“万年上山，百年望道，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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