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器，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2000年，浦江县黄宅镇境内发现上山遗址，出土了约1万年前的炭化稻米、柱洞，还有彩陶。

考古学家将这些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瓷片一点点拼复起来，透过上面神秘的纹饰图案，遐想万年前先人的生活。

了解一个人，就像拼复陶器。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利民同志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

徐利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又为什么怀念他？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们试着透过同事、群众、亲友的一段段记忆，还原一个完整、立体、鲜活的徐利民。

同事眼中的他——

认定了一件事，再难也要干

走进上山遗址博物馆，迎面是一堵墙，墙上挂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徐部长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上。”浦江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方黎晨说，自己跟着徐利民接待过一批又一批来上山的客人。官员、学者、媒体记者……几乎每一次，徐利民都会带大家在这堵墙前合影。以前，大家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仪式感，如今回想，他们说，这应该更是他对自己不断奋斗的提醒和激励。

浦江文化孕育了徐利民的文人气质。他对传统、对文化总是情有独钟，身上有种义无反顾的理想主义。“徐部长认定了一件事，就会迎难而上，全情投入，不计个人得失。”方黎晨说。

这一点在推动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上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他在申遗事业上的“同事”们也记忆犹新。

2019年5月，徐利民就任浦江县委宣传部部长，也接过了推动上山文化工作的担子。那时正是上山的“平淡期”，相关研究宣传不温不火，虽然在推进，但始终出不了圈。

同年，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良渚申遗成功，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自此有据可查。

有人联想起上山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它是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但即使在业内，“申遗”一词也只是被小范围、低频率地使用。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偶尔说出“上山申遗”，还有点羞羞答答。

面临困境时，人会本能地产生畏难情绪。谁都知道申遗难，但蒋乐平从未在徐利民脸上看到过退意。两人见完第一面，徐利民就对上山文化工作后续发展有了初步规划。他在笔记本里写：“前方路漫漫，关键要启航。”

徐利民的上山申遗之路就这样开始了。他奔走讨教，最终确定下一张跨越15年的“上山申遗与建设路线图”：2020年，成立上山文化遗址联盟；2021年，申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上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2025年，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26年至2035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蒋乐平说，徐利民是在上山文化“转折期”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他擎着“上山申遗”这面旗帜，和大家一步一个脚印，走向那个远大的目标。

“一个举重运动员，最开始只能举起50公斤的杠铃，经过训练，最后可以举起250公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这句话下，徐利民特意划线，并折角做了记号。

他也是这么践行的。在关于上山的事上，他殚精竭虑，唯恐漏掉一个细节。

今年5月，我国科研团队公布在上山开展水稻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揭示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10万年连续演化史，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上山文化在世界农业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

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致谢部分，徐利民的名字赫然在列。论文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至今折服于他的实干精神。

2021年10月，吕厚远便拜托徐利民协调采集一批用于科研的水稻样本。那天20时27分留言，21时10分就有了回音：“你的要求马上办。”

一个月后，吕厚远收到了一个几十公斤重的邮件包裹，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不同品种的完整水稻茎、叶、穗、谷样品，每一个样品都有详细的标签。

吕厚远向徐利民表达感谢，他回复：“应该的。”

吕厚远时常想起这轻描淡写的三个字：“看他朋友圈里的信息千头万绪，该有多少‘应该的’在同时进行啊！是什么让他夜以继日地这样工作呢？”

应当是对延续文化根脉的使命感。徐利民不只一次说过，做好了上山这件事，他此生无憾。于是，上山面临的千难万难，在他手上拆解成一件件“应该的”琐事。

熟悉的朋友私下总结徐利民身上的优秀品质：有担当，有情怀，有能力。

“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也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国萍说，与徐利民共事这三年，做成了太多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筹备“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徐利民带队进京拜访当时已88岁高龄的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历经几番波折，同行的人打起了退堂鼓，唯有徐利民还在坚持。最终，他们在小区凉亭和老先生见上了一面。正是这一面，为上山文化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严文明评价，“上山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

让袁隆平给上山题词，不少人都觉得“异想天开”。出发拜访袁老前，徐利民提出将上山文化的精髓浓缩在几页纸的简易图册上，特别将稻米和石磨盘放大，又特意请非遗传承人赶制了上山特色的稻穗绗缝被。当晚一行人与袁老相谈甚欢，拜访时间从约定的15分钟延长到40多分钟。至今，袁隆平题词的“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仍是上山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宣传词。

同样对徐利民的热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所名誉所长陈同滨，她曾主持申报过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元上都遗址、丝绸之路、良渚古城等世界文化遗产。“本以为良渚会是收山之作，但了解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群对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标识体系来说，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特别具有申报世界遗产的潜力。”她告诉记者，两人在一周内一口气跑完18个上山文化遗址点，并相约要使上山文化的价值更多地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认同，让世界看到中国对人类农业起源的贡献。

申遗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徐利民数次进京奔走，推动上山文化一年内实现“三级跳”，先后在浙江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展出，获得央媒、外媒的关注报道，逐渐成为备受瞩目的一个考古文化IP。

可这些还远远不够。徐利民总是在想，怎样让上山再红一些？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成为网红景点，离不开他的巧思。”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副总编辑李艳说，徐利民策划推出全国首个万年上山稻田博物馆，占地仅2亩，却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个各年代种植推广的水稻品种。他又请来水稻育种专家，在田野间为浦江中小学生开课，“田间流动的、活的博物馆，是最好的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不知不觉中，上山申遗的队伍壮大了起来。上山文化，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万年中华的一张“金名片”。上山文化遗址群更是如期完成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申报。

大家说，如愿进入预备名录的那一天，他们还会从上山遗址出发，一路跑到相邻的义乌。正如3年前7月的一天，徐利民带着他们一道做的那样——去那条以陈望道命名的望道大道，振臂高呼：“万年上山，百年望道，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群众眼中的他——

名利民，心利民，实也利民

浦江县虞宅乡，一汪碧潭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绿意葱茏的山谷间。这里是深清源水库，滋养着上万村民。

虞宅乡新光村村民叶红伟没事就会到这里转转。伫立水库前，他总会想起徐利民。

19年前，虞宅乡村民喝水要看天。尽管乡里通过“甘泉工程”给各村修建了蓄水池，但水池蓄水量小。碰上干旱天气，村民只能三五户凑钱，用一根水管通到山坳去接水；或是上山挑水。

2006年，徐利民到任虞宅乡不久，就召开大会，提出想修建一个供全乡村庄用水的水库。

这是过去乡里从没做过的事，大家觉得这个干部“很大胆”。当时，虞宅乡原农办主任张海平也有迟疑，但徐利民的一句话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既然到了一个地方，应该为当地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去做。”

受感于这颗“利民心”，张海平跟着徐利民一趟趟往山里跑。张海平说，为了修建水库，徐利民带队前前后后跑了100多趟，有时一天就要进山三回。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天，徐利民头顶草帽，晒得黝黑。

当人们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徐利民后来抓“五水共治”、应对上山文化各类难题时的得心应手，早在他做乡镇干部时就有迹可循。面对复杂的情况，徐利民善于抽丝剥茧，捋出头绪。

好措施、好办法哪里来？答案是从群众中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在虞宅乡工作时，徐利民就变着法子把干部“推”到群众中去。

徐利民提议干部向所驻村发放“联民服务卡”，卡上公布移动电话号码，更要做到24小时“找得到、叫得应”；工作时则要填写农民民生单、团队分析单、民事调处单、工作进展单、发展建议单，涵盖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面。

有的年轻干部私下找徐利民反映：到了村民家门口，进不去、坐不下、谈不拢。徐利民手把手地教：“村民也许不一定非要你解决问题，只要你与他们多聊聊，他们就感到亲切。”

徐利民常常在村民家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候聊到饭点，村民留他吃饭，他就添副碗筷吃顿便饭，从不要求特殊对待。

不久之后，“一卡五单”驻村工作法在全县推广，成为当地干部察民情、听民意的法宝。

虞宅乡很多村民都认识这个没架子的乡领导。再后来，徐书记成了徐部长，可他还是记挂着虞宅乡的那些事。

在虞宅乡前明村原党支部书记邱源枢心里，徐利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老邱有两个儿子身患残疾，家庭生活困难。任职虞宅乡时，徐利民就经常去他家走访。2022年，已是宣传部部长的徐利民到村里参加活动，结束后，特意来看了老邱一趟。

“我当时还在外面干活，接完电话赶回家，他就坐在门口的破凳子上。”老邱说，徐利民就像一个来串门的老友，两人拉了一个多小时家常，徐利民才起身离开。

没想到10分钟后，他去而又返，还塞给老邱一个1000元的红包。“这年头还有几个人随身带现金？他是特意为我取了送来的。”每次想到这，老邱都会哽咽。

“泥土干部”徐利民感染了许多人，就连阳春白雪的艺术家们也不例外。

时任浦江县文联党组书记方汶说，浦江县文联的上山文化、工业强县、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小县大城五大文艺专班，就是在徐利民手上办起来的，“他和我们说，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的文艺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

2022年盛夏，浦江县黄宅镇葡萄专业村横山村迎来一场葡萄画展，100幅由浦江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周金土创作的葡萄写意画精品之作，惊艳亮相。

浦江“中国书画之乡”的优势，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和“中国巨峰葡萄之乡”的优势联系起来。这一创举带来了极大的反响，徐利民也连连为文艺工作者点赞：“这样的促销方式很新鲜！”

徐利民遇事爱琢磨，脑子里总有些“灵光一闪”的念头。提起他，梨农李清标心服口服。

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浦江农产品线下销售受滞。一场乡村振兴直播节上，徐利民走进直播间化身主播，为农民朋友在线吆喝带货。

徐利民教李清标如何寻找镜头感，还帮着逐字逐句想好卖货的广告词。短短5天时间，直播间观看量超1600万人次，销售总额破100万元，光李清标家的梨膏糖就卖出了4万余元。

从那以后，李清标走上了主播之路：“现在，我还带动身边的农户一起开展线上卖货。这都是受徐部长的影响。”

念着徐利民好的又何止李清标一人。

浦阳街道西站社区地处城郊接合部，面积大、老小区多，卫生差、停车混乱，是浦江启动文明创建后的老大难区域。2022年，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徐利民主动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与西站社区结对。

“要不是徐部长身体力行带头干，我们社区哪有今天。”70岁的西站社区居民高柏平还记得见到徐利民的那天，他穿了一件黑色夹克衫，脚下是一双布鞋，就像邻家兄弟。

第一次来社区，徐利民花了整整4个小时，走遍了社区下属8个片区，手机里拍下的问题照片能翻上好几屏。

之后的每周六上午，高柏平都能在社区看到徐利民，雷打不动——一把垃圾钳、一只垃圾袋、一件红马甲，和社区志愿者一样，他成为了社区创建的一分子。

社区干部几次上门都解决不了的养殖鸡鸭问题，徐利民一出马就搞定了。“徐部长说的都是大白话，他劝那些居民，你养我也养，社区不成了养鸡场？不能让‘一地鸡毛’毁了‘美好家园’啊。”高柏平回忆。

不过半年的时间，西站社区面貌一新，还拿到了最快进步奖。徐利民提出的很多创建做法，如今还在沿用。

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关键在于一个“暖”字。

浦江县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何泽民是一名90后。徐利民上任宣传部部长时，何泽民是部里最年轻的干部。

“徐部长的服务意识很强。”何泽民说起徐利民一手主抓的“民情暖哨”网络平台，“刚开始这个惠民工程叫‘民情哨’，徐部长加了个‘暖’字，他说既要办实事，又要暖人心。”

如今运行的平台，不少修改意见是徐利民亲自测试后提出的。从违章停车、垃圾堆放到井盖破损、村庄拆迁，不同类型的群众诉求汇聚到“民情暖哨”平台，又迅速分流到职能部门。

平台上线3年多，共收到民情诉求3万余条，总体处理完成率达99%，大部分问题都能在24小时内解决。

“用不用心，老百姓是能感受得到的。”徐利民说过的这句话，何泽民常常想起。如今，看到平台上的一个个好评，他愈发理解了这句话。

亲友眼中的他——

一颗善良、勇敢、甘于奉献的螺丝钉

亲朋好友都说，徐利民是个地道的浦江人，淳朴、热情、厚道，文气与硬气相辅相成。

他好像生来就是做宣传人的。杨钦飙是徐利民将近三十年的老友，两人正是结缘于文字。1996年，杨钦飙在中国工商银行浦江县支行任秘书，由于工作需要，常去浦江县委报道组，一来二去，两人熟络起来。

在杨钦飙的记忆中，二十来岁的徐利民圆脸大嗓门，身上有种文质彬彬又一丝不苟的劲头。同样热爱写作、钻研新闻的两个年轻人，常常互换作品、反复推敲。“他最喜欢的还是求真务实的新闻报道，笔下的事件真实、人物传神、评述深刻。”杨钦飙说。

年岁增长，人到中年，难免心境更迭，显得沧桑，可徐利民总是充满干劲的样子。时光在他身上留下的好像只有阅历与成熟，从未改变那颗造福家乡的赤子之心。

2021年3月10日，徐利民发来《奋力赶超 干在今朝》系列述评。已经离开浦江的杨钦飙清楚，这组直指浦江发展症结的报道倾注了老友太多心血，于是他撰写系列述评读后感《浦江之发展，我辈不是旁观者》。像二十多年前一样，二人又“推敲”起来——这一次远不只是文字，更是为家乡出谋划策。

徐利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也成了不少文字工作者的伯乐。浦江本土作家张顺学积累了大量富含乡土气息的故事，前前后后修改不下百次。徐利民多次找到他，鼓励他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并发表。

2021年，作家出版社同意出版张顺学的小说《童谣里的燕子》，临门一脚，却在资金上遇到了难题。

眼看着倾注了30年心血的小说无法面世，张顺学心有不甘。一筹莫展中，浦江县委宣传部出台了《浦江县促进文化产业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这对张顺学而言不亚于雪中送炭：“不只是我，对全县文艺工作者来说，这都是一剂强心剂！”

农家出身的徐利民，重家庭、讲家教。哥哥徐树明觉得，弟弟比自己更像哥哥。

读书时，徐利民总会在上学前帮奶奶把水缸里的水挑满。农忙时，哥哥抽不出时间，徐利民便抢着把农活干完。工作后，徐利民的行程越来越满，但每次出差前，总要和母亲多打一声招呼。

这样珍视家人的徐利民，也有“狠心”的时候。徐树明记得，他不止一次和家人强调：“不要以为我是官，就可以怎么样，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纪守法。”

一个表哥在疫情防控期间违规打牌，被派出所叫去了。表哥打电话给徐利民，希望“开后门”，被他一口拒绝。疙瘩就此结下，两家断了往来。直到徐利民的“三七”祭拜时，徐树明才又见到了那个表哥：“他和我说，他想通了，徐利民就是这样的为人，不是他不肯帮，而是他身为领导干部，不能帮。”

工作上精明干练的徐利民，在面对最亲密的人时，才会露出几分“傻气”。

嫁给徐利民，大家都觉得周卫红“吃亏了”。那是1997年，徐利民还只是个从乡镇调到县委报道组的农村小伙，一穷二白、土里土气，只有满腔真诚。

周卫红家里修建新房，徐利民二话不说主动帮忙。大多数时候，他只是闷着头搬砖、刷墙，一天下来，多余的话也没有几句。

但徐利民也有爱聊天的时候。家里老外婆一口外地方言，讲话经常“鸡同鸭讲”，可他每次还是乐呵呵坐在小板凳上，和老人家一聊就是半天。

有一天，徐利民出差回来，高兴地告诉周卫红：“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原来，下高速的时候，他遇到了两个陌生人，听说对方汽车没油、钱又不够，当场掏了600块钱。周卫红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怎么会有人被骗了都不知道的。”

徐利民翻出对方一定要自己存下的号码，周卫红抢过来拨，果然是空号！徐利民这才回过味来，有些沮丧。可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心起来：“万一呢？600块钱也不算多，万一他们不是骗子，我不就帮到了两个需要帮助的人？”

周卫红明白，徐利民不傻，只是善良重感情，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忍不住要去帮一把。

一次对“中国好人”石丁丁的家属慰问后，他了解到石丁丁的母亲经常耳鸣，听力受损。

回去的路上，徐利民打了七八个电话，终于联系到一位浙大一院的专家。他反复感谢医生，又忍不住托付：“这是我很好的亲人，麻烦您多费心。”

周卫红印象里，徐利民工作一直很忙，两人外出旅游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哄妻子：“等到退休就好啦，退休后，我们把所有想去的地方都转个遍。”

有时，徐利民也会流露出对家人的愧疚，“陪得太少了”。

徐利民女儿徐子涵初中开始就在外求学，两人一两周才能见上一次。女儿不知道爸爸总在忙些什么，很长一段时间，父女关系算得上“拧巴”。

少女锋芒初现，急于证明自己的独立，觉得对谁都好的爸爸过于圆滑。直到徐子涵自己也踏入社会，才渐渐懂得他的处世哲学——温和地和世界打交道，让身边的人都能感觉舒舒服服的，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徐利民走后，徐子涵看到很多人来送别、来帮忙，用各种形式表达对他的思念和敬意。这让她更加确信，爸爸从来都是真心待人。

人们分享和徐利民的过往，徐子涵将这些故事拼凑起来，重新认识了一遍爸爸：“我爸爸是一颗善良、勇敢、甘于奉献的螺丝钉。”

都说人有两次死亡，第一次是生理的，第二次是社会的，它在一个人被遗忘时到来。徐子涵很欣慰，父亲没有走，他活在人们心里。

他短暂的一生扎根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在他之后，更多人主动接棒，延续他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