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待价而沽”到“多方护航”

孩子从来都不是待价而沽的商品。针对“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均有明确导向——严禁利用“网红儿童”牟利，严禁诱导未成年人拍摄不良导向内容。

刘晓春表示，将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行为进行类型化梳理，可以有效回应此前的治理难点：拍摄的未成年人的行为本身是有问题的，比如让未成年人去从事一些危险行为，再比如逃学，去倡导一种不太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可能出现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通过一种不正当的渲染、宣传，产生伤害和不良的传播效果；还有一些把未成年人当作演员摆拍；还有一些可能是把未成年人当作恶搞的对象，未成年人走着走着突然被绊了一跤，他大哭，很吸引眼球；还有一类，就是比较纯粹的“网红儿童”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需要去抵制和防范的。类型化之后，平台其实有必要根据这些新的类型分别制定治理策略。

“从防止照片被盗用，到拒绝‘数字童工’，背后需要一套从制度到平台、机构再到家长、社会的组合拳。”赵孟溪建议，制度层面需出台更明确的关于“不当使用”的司法解释，提高违规成本，从行业层面推动联合惩戒，探索与检察机关、行业协会建立黑名单共享机制，让剥削孩子的机构无处遁形。

某社交平台工作人员李玥认为，平台层面要结合治理经验和治理规则，持续优化内容治理体系：“对于已经发布的违规内容，及时去做站内的历史存量的清理。同时，结合新的变体，补充拦截的手段和能力。对于高频的违规账号，予以处罚。同时，告诉用户什么是违规点，提供了对应的举报渠道，跟我们携手共同治理这类行为。”

而作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家长角色的回归至关重要。刘晓春呼吁，家长在分享育儿心得时应守住底线：“很多家长通过展示育儿心得，获得自己创业发展的空间，这是我们特别乐于见到的。但是在此过程当中，尽量还是把孩子形象的传播限制在最小的范围，我们希望父母还是本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更多地进行反思并加以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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