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高压＋直接过问　变相“鼓励”敲诈企业钱财

办案民警介绍，无论是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１世纪网，还是理财周报，均有着基本相同的非法牟利模式。这三家看似独立运营的子媒体，其实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在２１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制定的大框架之下，拥有采编权的报纸和周刊记者负责采写文章，网站负责删帖和运营事宜，再配以财经公关公司牵线搭桥，最终形成了这三家财经媒体与润言、鑫麒麟等财经公关公司联手夺食的格局。”办案民警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１世纪传媒公司多名高管的手机中，警方发现了大量“某某公司（的报道）不上网”之类的短信。

“每一条短信都可能意味着一笔高额的公关费用。”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被负面报道的公司会主动找上门来，或者通过公关公司来沟通。科伦药业、亿腾医药、洋河股份、民生租赁等多家公司曾因被负面报道而找到沈颢本人。

沈颢对此予以承认。他以２１世纪网为例介绍，“不管是找到谁，都会被引荐到莫宝泉处，和企业洽谈广告合作事宜，并签订相关合同，收取合作费用。我知道，有些企业就会因此签订合作协议。”

按照这样的模式，２１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财经媒体与财经公关公司“合作”敲诈企业，获取了巨额利润。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２１世纪传媒公司的管理层给旗下媒体制定了令人惊诧的经营目标。

“２０１０年，２１世纪网改版，当年正是ＩＰＯ重启，ＩＰＯ企业极其注重自身声誉。我看到这个契机，就和２１世纪网的刘冬、周斌、莫宝泉等人说，要他们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尤其是那些极为注重自己声誉的ＩＰＯ企业。”沈颢说。

刘冬供述，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公司领导将“上市公司”这块业务交由２１世纪网负责；同时下达了营收业务考核指标，“每年是八九千万元，完成的情况与我和我的团队的个人收入直接挂钩”。

２０１２年，由于没有完成考核指标，刘冬没有拿到足额的８０万元年薪；２０１３年，完成情况仍不理想。２０１４年年初开会时，沈颢向刘冬、周斌、莫宝泉等人放出了狠话，“完不成可以换人”。

“我还要求他们跟ＩＰＯ企业合作的数量要达到当年ＩＰＯ企业总数的７０％以上。”沈颢供述，“如果按照合法的经营方式，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我定下如此高的比例，其实是利用考核指标这一工具，鼓励甚至逼着他们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方式拉合作客户。”

对于理财周报，沈颢也制订了类似的考核指标，要求他们利用负面报道逼迫企业“合作”。一旦有企业因为理财周报刊登负面报道的事找到沈颢，他会把企业介绍给相关负责人，由双方协商合作事宜。

“已经签订协议的企业，如果因为２１世纪网负面报道的事找到我，我会指令刘冬或周斌删除负面报道，履行对客户的‘保护’。” 沈颢说。

与网上删除相比，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和理财周报履行“保护”的流程则稍显复杂一些。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晖供述，对于已在报纸上报道的，沈颢给刘冬下指令删除网站上的相应报道；对于还未在报纸上报道，但已经进入选题或者编稿的，沈颢会与相应版块的分管领导或值班领导打招呼撤稿。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曾经报道了一篇关于国家电网的负面新闻，国家电网去找了沈颢。”刘晖说，之后沈颢在一次编委会上明确，国家电网有意入股２１世纪网，这样国家电网就是合作伙伴了，以后不要再进行负面报道。

“还有一次负面报道涉及的企业是平安集团和上海家化。沈颢很生气，把分管编委叫过去批评了一顿，意思就是平安集团和上海家化都是报社合作客户，怎么能报道他们的负面新闻。”刘晖供述。

同时，刘晖也表明了内心的纠结。“这是一种利用媒体影响力让企业以投放广告形式上交费用的行为，实际上我是不赞同的，我多次在编委会提出来，但沈颢不重视我的观点。沈颢还要求，如果广告部要让采编部门与企业见面，采编部门应予配合，给客户内心一种确认，有利于广告部谈下这个客户的广告业务。”

违背承诺“撕裂”理想　“希望我的悲剧能让媒体同行警醒”

办案民警介绍，本案涉及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可能涉嫌罪名有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商业贿赂罪等。而种种迹象表明，对于旗下媒体种种行为的性质及后果，２１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的领导层是清楚的。

据刘冬供述，２０１４年初，北京某知名网站因新闻敲诈被查处后，２１世纪网总裁刘冬、主编周斌等人比较担心，专门开会进行研究，向沈颢请示２１世纪网的类似经营行为是否要暂停一下。沈颢指示，“不要害怕，继续要做，完成指标”。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种新闻敲诈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但这种模式在媒体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沈颢承认。他说，出于公司生存和盈利的考虑，他还是在这条非法牟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犯罪嫌疑人、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卓铭则用了“覆水难收”来形容现在的局面。“一家企业就给你３０万元，５０万元，１００家上市公司能有多少？这钱来得太容易了，而且你什么都不用做，最好不报道。这就像吸毒一样，吸上就戒不掉，只会越来越严重。”

连日来，沈颢进行了深刻反思，也多次表达自责与悔恨之意。“我在这些新闻敲诈中起到了领导、支持、协调、参与的作用。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沈颢涉案被查后，有网友感言：“沈颢有一句话是不错的，‘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但问题是，他在鼓励别人真实，而自己却做不到。”

还有更多网友发问，这些曾经“寻求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朝圣者，如今为何会跌入违法犯罪的泥潭？

“学生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从事新闻行业，当我梦寐以求地进入南方报业后，在很多前辈的指导下，我一直在坚持一种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价值观，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才能去为公众利益去服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坚持的很好。”沈颢说。

翻开沈颢的履历，或许他所言非虚。沈颢，１９７１年３月出生，浙江嘉兴人；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２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历任新闻部主任、编委；１９９９年，他执笔写下流传甚广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工作中展示出来的才华，为沈颢赢得了更多晋升机会。１９９９年１月，他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一编室主任；后又任职《城市画报》社执行副主编；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任《２１世纪经济报道》主编；２００３年，任２１世纪经济报系发行人；２００８年，出任２１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后兼任２１世纪报系党委书记。

“在我的工作职责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不仅是一个媒体人，同时也是一个媒体的经营管理者。在现实操作层面，我确实违背了在新闻操守层面的基本观念。”沈颢言语中透出更多悔意。

“虽然我们内部规章制度严格禁止此类事情，我们平时也三令五申说过，但在日常执行过程中，我是默认的，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媒体走出目前困境的方法，所以我会给他们提出这些要求。”沈颢说。

“当有一些兄弟媒体因为这种事情出事的时候，仍然是置若罔闻，没有抓紧机会去处理……现在，不应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让我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违背了当初自己对新闻行业的承诺；所以，我觉得非常后悔。”沈颢如此表达自己此时的内心感受，并将这次的事件视为“一个悲剧”。

“无论是２１世纪的悲剧，还是我个人的悲剧，我希望能让有类似现象的媒体同行警醒，坚持积极向上的新闻价值观；同时，我也希望中国的媒体行业来一个大变革，能够彻底清除媒体产业链条里一些不光彩的、违纪违法的事情，让中国媒体行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沈颢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