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巴斯的确是特殊的

和后苏联时代的所有民族区域冲突都不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消息 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最大城市顿涅茨克市的街头，普希金大街众多的长椅扶手上，刻有一种形态奇特的怪兽雕饰，它长着比身体更长的、弯曲繁复的角，像狮子一样充满力量感的前爪，以及一对张开的大大的翅翼。在剧院广场中心的大型石雕上也有这种怪兽的身影，它们似狮似鹰，看起来强大、尊贵又危险，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兽“格里芬”。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格里芬”出现在顿涅茨克的市政设计中。“格里芬”是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原始信仰，早在乌克兰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之前，这些斯基泰人就自由地驰骋在草原之上，横跨欧亚大陆。1971年，苏联考古队在顿涅茨克矿区发现了一处公元前4世纪的贵族墓葬，其中出土了大量拥有“格里芬”纹饰的精美陪葬品。顿巴斯的主政者们认为，这意味着顿巴斯地区拥有独立于乌克兰的早期文明，这里和乌克兰“不一样”。

顿巴斯的确是特殊的。对2022年2月以来这场迅速波及乌克兰全境的大规模冲突，乌克兰官方叙事称这是一场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地缘利益挑起的政治冲突，俄罗斯和顿巴斯的叙事则强调族群矛盾和分离诉求。这两种叙事几乎可以照搬于后苏联时代的所有民族区域冲突中。

但生于苏联的卡耐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娜·奥罕扬仔细研究过这些不同的冲突后认为，顿巴斯“和它们都不一样”。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研究员黑宫博明也认同这点，这位西方世界撰写顿巴斯历史专著最多的学者说，顿巴斯“从未真正忠于任何政府或意识形态”。

苏联时期的一句顿巴斯谚语或许早已预示了这一地区的命运：“没有人能迫使顿巴斯屈服。”

“英雄”

顿巴斯的故事起于蛮荒。斯基泰人的时代，这里是荒原。两千年后的中世纪，这里还是荒原。当时的莫斯科和基辅政权默契地不去触碰这片留给游牧民族的野地。哥萨克部落来来去去、打打杀杀，17世纪末才建立起第一个定居点，即2023年1月被俄军攻占的盐池小镇索莱达尔。半个多世纪后，不断扩张的沙俄帝国吞并了这里，发现了海量的煤矿。“顿巴斯”就此出现：这是“顿涅茨克煤矿盆地”的简称。

暗无天日的矿井工作与迅速工业化带来的财富浪潮，让顿巴斯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到1884年，一些主要城镇的本地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1％。从乌克兰西部和俄罗斯流浪来的无家可归者先行抵达，淘金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德国人、鞑靼人、瑞典人、罗马尼亚人接踵而至。威尔士人约翰·休斯建立起采矿村尤兹夫卡，苏格兰人加斯科因建立了另一个居民点。两个村镇后来有新名字：顿涅茨克市和卢甘斯克市。

季节性工人是辗转来到顿巴斯的又一波移民。他们被沙俄帝国视为不安分的流动暴徒，在矿坑中传唱着监狱歌谣，没人知道第二天下井后能否活着回到地上。狂欢的夜间活动让乌克兰其他地区传开了“顿巴斯人好喝酒”和“顿巴斯人爱盗窃”的说法。百年之后，乌克兰社会学家Oksana Mikheeva研究这些传闻，发现当年的顿巴斯工人不把“从国家那儿偷东西”视为犯罪，而是认为这属于“物归原主”。如今，人们只能从沙俄帝国残缺的处决档案中看到一小部分偷窃者的名字，他们是顿巴斯的第一代“英雄”。

注意到这些“工人暴徒”的不只是沙俄政府。来自扎波罗热州的钢铁工人马赫诺将顿巴斯变为无政府主义军事运动的中心。1917年到1921年的苏俄内战期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包括今天的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部分——战争不曾止息。形形色色的白军（反革命武装）分支，互相争斗不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未能在此立足。

研究者常用“最原始”和“最底层”形容那场内战。基辅政权“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收复东境时主动止步于顿涅茨克边界；红军领导人托洛茨基用他标志性的双关语说“不戴防毒面具就不能去顿巴斯”，因为那儿有漫天煤渣，更因为那儿的斗争环境“有毒”。顿巴斯战士白天在一线冲锋，晚上和农民一起喝酒。他们野蛮而顽强，不相信爱国主义或法律秩序，只信仰矮小的“马赫诺老爹”——他们的第二代“英雄”，而“老爹”和来自莫斯科的红军三次联手、又三次开战，今天是“红军的一部分”，明天就是“马赫诺匪帮”。

但顿涅茨克“独立”后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只维系了1个月的寿命，列宁很快就将顿巴斯并入乌克兰，这个决定后来被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提及和批评。

斯大林塑造了顿巴斯的新一代“英雄”：在工业生产中创下新纪录的工人、女拖拉机手，以及法捷耶夫笔下的“青年近卫军”。顿巴斯的城镇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直到2016年，在一场大规模改名运动中，乌克兰政府将这些由“苏联英雄”命名的城市恢复为乌克兰原地名。

苏联时代，顿巴斯的煤炭总产量和无烟煤、炼焦煤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冶金、电力、化工、机械制造和军工业聚集，成为工业中心。然而，当地犯罪率同样稳居全国前列。解密档案显示，模范工人和前人没什么区别：干劲十足，酗酒成瘾，热爱有关监狱和犯罪的笑话。乌克兰独立后，来自顿巴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公开演讲中说出“偷车贼”的俚语时，只有出生在顿涅茨克州的人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对这些盗窃俚语的普及几乎是苏联时期顿巴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新“流氓文化”是行政当局自己塑造的。1939年10月，时任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签署命令，将波兰、乌克兰边境地区的1万名“对苏维埃不信任”的失业居民迁徙到顿巴斯地区做工。相似的新移民还有被苏联军队从波兰迁移来的波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法逃亡西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顿巴斯“比苏联其他地方自由”的犹太人。一份内务部文件写道：“雕塑家、作家、律师等都要派往矿山，他们只能作为体力劳动者使用。”

亚努科维奇就是典型的苏联时期顿巴斯人：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立陶宛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后代。1967年，17岁的亚努科维奇因参与抢劫被判处三年徒刑，随后又因为参与群殴事件二次入狱。后来他说这叫“青年时代的错”。

“顿巴斯是古拉格，是问题儿童，是集纳不受欢迎者的垃圾场。”黑宫博明如此总结。到上世纪80年代，顿巴斯成为苏联独立工会运动的策源地，“反苏”诗歌的传唱地，甚至是乌克兰新一轮民族主义运动的密谋处。有来自苏联的学者形容道，这里“似乎是一个磁场”，将各色弃儿、流氓、暴徒和英雄聚集在一起，被这些人所塑造，又反过来塑造了生长于此的每一个人。推动解体时，每一个人都成为“英雄”，这是第四代。

1991年1月，当风雨飘摇中的苏联政府停发对煤炭产业的国家补贴，“问题儿童”们用持续一年的罢工彻底发泄了被压抑的怒火，直到12月苏联解体。当年的公投中，近84％的顿巴斯地区投票者支持乌克兰从苏联独立。不过，一位来自基辅的干部也提醒道，这些人虽然骂着莫斯科，但“对乌克兰民族也毫无感觉”。历代苏联领导人都试图驯服顿巴斯，但结果显然是失败了。

乌克兰独立前夜的“糖果革命”，是这段流氓与英雄交织的史诗的最好收尾：顿涅茨克州第二大城市马里乌波尔，百货公司没有如期向市民出售糖果。人们在排队数小时后失去耐心。在市政府明确表示“今天不会有糖”后，民众走上连接乌克兰东南部最繁忙的两条高速公路，设置路障，封锁了交通，然后在街上喝酒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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