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不知被谁撞损，现场只留下一张写有电话的纸条。车主以为碰到了一个有担当的肇事司机，电话打过去，对方却是一个目击者。他愿意提供线索，同时也希望得到报酬。（5月24日《楚天都市报》）

    行善者人人敬之。可是，当行善掺加进报酬，当道德混合着功利，人们往往又投来鄙视的目光：就在这则新闻的跟帖中，对索要报酬的行为，谴责者不乏其数。这就相当于在舆论层面对行善索酬行为实施“截流”，然而，从“好心当有好报”和利益驱动行为的角度讲，适度索酬对于倡导善行还是利大于弊的，因此不能“截流”，而应该理性的“引流”。

    长期以来，“施恩不图报”作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一直被社会所标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共识：帮助别人不图回报是应该的，索要报酬是不应该的。于是，在这种舆论共识下，新闻中索要报酬的人自然会成为炮轰的对象。对此，我们应该厘清一个概念：无私助人是高尚的道德追求，只有小众化的人才能做到；对于大众化而言，能够为肇事受损方提供线索，也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表现，即使因索要报酬让善行“打折”，也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不该用高尚的道德标准，去“绑架”普通人的善行，否则就不利于道德的“大众化践行”。

    或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意见，因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索要报酬是求取不义之财。然而，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当事人并没有向肇事受损方敲诈恩索，也没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而是以一种平和、协商的态度，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向肇事受损方也欣然答应了。平心而论，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提供线索对肇事受损方来说是一种恩德，给予恩人一定的报酬也是合乎人之常情的，这样才能形成行善与感恩的“良性循环”。

    索要报酬关乎利益问题，但从当事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讲，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双赢”的选择。一方面，提供线索者本身承担着一定风险和压力，因为会担心肇事者知情后可能报复，适当索要报酬也算是一种慰藉和补偿；另一方面，受损方苦于不知肇事者，而线索的提供犹如“雪中送炭”，可以据此追讨损失，对受损方是一种莫大的帮助和利好，即使支付少量酬金，还是有较大“盈余”的。所以说，这种做法能产生“双赢”的效果。

    爱心需要呵护，善行需要涵养。在市场经济的思维框架下，单纯的道德鼓励恐怕是无力的，而物质激励不乏是涵养善行的有效途径。虽然物质回报和激励并不是善行的唯一动因，但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善积极性。为此，我们有必要让善行有所回报、有所激励。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地方设立了助人为乐基金，并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实施奖励，比如山东就出台《条例》，将“受益人答谢恩人”作为硬性规定。这样的做法都是对行善者给予回报，相对于空泛的的道德说教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物质层面的“取之有道”和精神层面的“崇德向善”并没有冲突，合理的激励更有利于公共道德的整体提升，对于社会文明风气的改变有积极作用。在这里我们不妨分享一下“子路受牛”的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非常感谢子路，并把牛做为酬劳给子路，子路接受了这头牛。孔子认为，子路救了落水者并接受酬谢，会激励更多的人冒风险做善事。“子路受而劝德”的典故说明：“取之有道”和崇德向善并不矛盾，放在当下，效仿“子路受而劝德”，更有利于对善行义举的物质激励和促动。

    善行如流水，制度似河床。河床的走势，往往能引导流水的走向，是之为“路径依赖”。从这个角度讲，对于行善适当索取报酬者，我们不应该“截流”，而应该“引流”，通过物质激励开挖更广阔的“路径”，让善行之水“畅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