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天，15岁的长沙少年唐天，带着相机和笔，独自踏上了一趟特殊的乡村之旅——这不是旅游，而是把感受农村留守儿童的喜怒哀乐作为主题。他的家人，甚至包括唐天自己都没想到，他后来又用了3年时间投入乡村。（6月6日《中国青年报》）

    “拿破仑用剑征服了巴黎，我要用笔征服巴黎”，这是青年巴尔扎克的冲天豪言，文字的激情和投入时代的洪流让他找到了自我发展的一个交接点。而对立志于中国乡村写作的长沙少年唐天来说，他的同学有的考入名牌大学，他无怨无悔，因为他手中紧握的笔杆，因为他的乡村书写，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从价值层面上看，唐天的乡村书写绝不亚于当代文字工作者。唐田没有读完高中就申请退学了，他自学和创作，想要成为一个“用文字除恶扬善的使者”。与一些闭门码字的作家不同，唐天走进乡村，他的足迹遍及张家界、郴州、娄底、岳阳、邵阳、常德等地，同那些乡村小伙伴们亲近，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在唐天的笔下呈现。正如唐天说，“这份感受不是来自专家的数据统计，不是新闻的炒作，是一个个真正的人在我面前哭与笑过，给我的有血有肉的感受。”为理想践行，绝非空谈和空想，而且敢于融入落后乡村生活，长期地与留守儿童共处，这是唐天令人肃然敬佩一个层面。

    与唐天相比，不少文字工作者专注于轻松娱乐的生活书写，对于还深处水深火热的人们，他们似乎没有兴趣，他们的笔墨大都是关于如何保健、美食、旅游等享乐话题，再或者是关于多角恋爱和暴力凶杀等刺激性话题，其文字铺天盖地，有时如洪水猛兽，让人无法躲避。这些人的文字为不正不义的陋习大加夸饰，为龌龊行为标榜呼喊，他们利用媒体的放大功能，尽力地聒噪自己的声音。对于真实的社会底层处境，不少文字工作者采取漠视或逃避的姿态，有的甚至是不耐烦和反感。为此，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就是人们对他们的信任的坍塌，因为，他们没有提携社会的能力和作用。

    事实上，对于社会真实苦痛的书写，是文字工作者善好品性的集中表现。唐天孤身去乡村，以留守儿童为书写视角，记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痛感转型，体现的正是作家应该具备的践行能力和悲悯情怀。从这一点说，唐天理应成为当代文字工作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