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劭强

　　天津港爆炸事故牵动人心。爆炸事故发生后，不少网友开始到马云微博下留言，直指马云为何不捐款，甚至还有人一边喊着“爸爸”，一边指责马云。

　　归纳一下，要求马云捐款的理由大致有三：你有钱，你应该捐款；人家娱乐明星都捐款了，你更应该捐款；如果不捐钱，迟早你会身败名裂。如果说，前两种观点还带有一点劝告的口吻，那么最后一种观点就带有一些警告的口气了。这种对马云捐款的焦急，可以理解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迫切期待。但是很显然，无论哪一个理由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的：有钱人就一定要捐款？捐款可不是有钱人的法定义务。娱乐明星捐款了，马云就要捐款？娱乐明星又不是马云一定要效仿的榜样。至于最后一条，更是缺少逻辑。其实，马云怎么想，接下来会怎么做，网友不得而知，是焦虑的心情让他们等不及马云作出清晰表态。

　　有人会把网友的这种情绪化反应，总结为道德绑架。如此说有一定道理。慈善事业本来就是基于道德愿望的事业，人们可以期待一个人成为慈善家，尤其是那些身价惊人的富人们，但是，人们没有权力要求一个人一定要从事慈善事业，即便这个人很有钱。因为财富并不是慈善与否的凭证，有钱人可以不慈善，没钱的人也可以慈善。如果认为自己的意图是善良的，就强迫别人做非强制性义务的事情，则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心办坏事，个体的权利得不到应有保证。所以，即便人们再心急，也应该清楚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不能以自己认为正确的目的，绑架了别人的行为，剥夺了别人的自由和权利。

　　甚至，有人会反问一句，那些要求马云捐款的人自己捐了吗？如此一问，很多质问者可能就会自感理亏，因为他们在理解慈善时，首先想到的是有钱人而不是自己。当然，很多人还会振振有词：我又没有钱，我捐一点钱有什么意义吗？马云可不一样，马云可是首富。这反映了人们在道德绑架时，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混逻辑”：把责任加给别人，谈及自己时总提及特殊性。所以，马云是必须捐款的，因为他是首富；而我是不必捐款的，因为我是穷人。于是，慈善在悄然之间已经被认定为有钱人的事业。这是一种责任的推卸，也是一种对有钱人和慈善事业的扭曲理解。

　　还有一点也应该看到，马云遭逼捐背后还有人们的道德焦虑，慈善焦虑。一个社会难免有贫富差距，一个社会也难免存在风险。如何去缓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去一同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慈善无疑是最有效的润滑剂。当群体矛盾加大时，慈善会让人感觉到共同体的存在；当风险突如其来时，慈善会让社会形成共同担当的凝聚力。所以，当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人们期待慈善事业可以启动，可以赈灾，这都没有问题，这是人们在面对灾难时，信心的来源之一，保障的来源之一。问题是，慈善行为似乎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蓬勃而出，至少人们想看到的富人带头的慈善生态并没有出现。于是，人们开始变得焦虑，开始不惜以舆论压力逼捐。这无疑是一种道德焦虑和慈善焦虑的表现。

　　如何缓解这两种焦虑？放大、任由舆论煽风点火、道德绑架当然不对，而且也不会有明显效果——即便马云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出来表态，其他的富人也未必会跟风而动。舆论总不能对照着富翁榜，一个一个指名道姓地逼捐吧？而且，这也会让人觉得慈善只是富人的事情，慈善有些杀富济贫的味道。公众应该期待的是正确的慈善文化和良性的慈善生态：一方面，个体自觉地意识到个人的社会责任，不遗余力地为慈善事业付出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社会对慈善形成稳定的奖励机制，让那些投身慈善的个体不仅有荣誉嘉奖，也有功利层面的回馈。如此，慈善才能成为事业，成为文化，人们不需逼捐，慈善事业也可以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