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女儿带着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男孩回家，说，自己恋爱了，那年女儿13岁。姚桂贤没怎么放在心上，“孩子那么小，哪知道啥是恋爱！”让她没想到的是，女儿竟跟着男孩走了，母女俩从此再也没见过面。“我担心她被人拐走了，被控制起来，没有自由，甚至已经不在了。”姚桂贤说，整整过去了15年，她没想到，女儿还活着……

母亲讲述

那男孩就真的把我姑娘带走了，电话也没有，地址也没有

姚桂贤今年53岁，家住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孩子是怎么丢的，让我们先听听她的讲述—

我一共有3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女儿，老三是儿子。

那是在2000年左右，老二只有13周岁。那时，我跟她爸爸分开了。老二当时精神状态不太好，上来那股劲儿，有时候生气骂人那种的，她小学都没怎么读。

老二常常在外面逛，有时候一逛就是一天，但我放心的是，她不惹事。白天，我在外边打工，没时间照顾孩子，这确实是我疏忽了。

有天，她跟我说，妈，我认识个男孩，我恋爱了。我当时没当回事，孩子才多大啊，知道啥是恋爱。后来，她还把那个小伙子带回来了，年纪比她大，是南方人。他们说，要一起去南方，去那个男孩的老家，跟我说了一个地方，我也没记住。

后来，那男孩就真的把我姑娘带走了。我都蒙了，后悔也来不及了，电话也没有，地址也没有，就这么把孩子丢了。

女儿离家15年，我担心她被人拐走了，被控制起来，没有自由，甚至已经不在了。

我没什么文化，之前也没想到，这种事可以找民警帮忙。我很想再见女儿一面。如果早向民警请求帮忙，也许就能早点见到女儿了。

姐姐讲述

带走妹妹的男人曾寄来过两封信

姚桂贤的大女儿叫王敏，比妹妹王舒大5岁。让我们再来听听她的讲述—

当年，我跟爸爸一起生活，偶尔到妈妈那边去看望。妈妈跟我说，妹妹走了，我还没反应过来，10多岁的孩子，能去哪呢？

当时，我在“二中专”学护理。妹妹走后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寄到了我的学校。信的内容很简短，大概是说，他要和我妹妹结婚了，管我们要钱。寄信人并没有说自己是谁，但依照口吻，很像是张志军，就是那个带走我妹妹的男孩。

信的地址是重庆市城口县庙坝镇。我往这个地址回了一封信，说我们很想妹妹，让她照顾好自己，赶紧回家。因为不知道妹妹是否安全，我们不敢贸然打钱。

此后近一年，都没有任何回信，直到一天，我又收到了一封同样地址寄来的信。打开一看，依旧是男人的口吻，信上说，妹妹生的一个孩子夭折了，让我们给寄钱。我和妈妈依旧不敢轻信，并回信劝妹妹赶紧回家。

这次，信的结尾附了一个电话号码，是个座机号。我拨了过去，是个小商店的电话，对方说的是方言，勉强才能听清，我问，是不是有张志军和王舒，我要跟王舒直接说话。

对方愿意帮忙去找人接电话，但要我隔两个小时再打过来，因为这是当地唯一的电话，而且听对方的意思，张志军住的地方离得挺远的。

过了两个小时，我又拨通了电话。本以为能听到妹妹的声音，可接电话的却是一个男人。是张志军，他在长春待过，会说普通话。电话里，张志军还一直在提要我们打钱的事，我一直在劝，让妹妹接电话，让妹妹回家。

经历“5·12”地震每天关注遇难者名单

收到信后，妈妈很想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过去。可是当时，家里条件很苦，连路费都凑不出来。

妹妹离家之后，妈妈时常会想念她，不知道她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想不想回家，是不是也当妈妈了。想到妹妹离家时还只是个小女孩，就有说不出的心疼。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妹妹就在重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妈妈让我帮忙联系。

之前留的座机已经打不通了。每天关注遇难者名单，最怕看到妹妹的名字，也怕看到那个男人的名字。我往城口县政府部门打电话，请求帮忙找人。报出了两人的名字后，他们说，查无此人。

我和妈妈的心都凉了半截。

两地民警帮忙“人找到了！”

今年3月初的一天，姚桂贤在家，听到有人敲门。是兰家派出所的民警周达，来做人口调查。

问起二女儿的情况，姚桂贤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请求民警帮忙。

姚桂贤向民警提供了有限的信息，两个名字：王舒、张志军，一个地址：重庆市城口县庙坝镇。长春方面的民警向重庆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请求对方协助调查。

5月初，姚桂贤接到了民警的电话，让她来派出所协助调查。她和大女儿来到派出所，民警给她们看了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身份证上的照片，民警让她们辨认是不是王舒。“照片有些模糊，而且名字变成了赵小燕，出生年份也对不上，感觉是一个成人了。”对于女儿的样子，姚桂贤还停留在13岁那年。

“毕竟时间过得比较久了，她们认不出来，我们就只好请求重庆警方协助调查，给赵小燕做笔录。”民警周达立即联系了重庆警方—城口县公安局庙坝派出所。

对方立即联系了赵小燕，并且做了笔录。

5月12日，姚桂贤接到了民警周达的电话，“人找到了！”

依据城口县公安局庙坝派出所给赵小燕做的笔录，能确定她就是当年从长春离家出走的王舒。“家庭关系，妈妈、爸爸、姐姐、弟弟的名字，她都说得出来，她都记得。”姚桂贤哭了，王敏也哭了。

重庆警方把相关材料邮寄到了长春。“有她做笔录时的视频，有她的照片，虽然模样变了，但眼睛没变。”姚桂贤说。

昨天上午，姚桂贤和大女儿再次来到派出所，她们带着锦旗向民警表示感谢。

妹妹自述

张志军对我很好，不会打我，更没限制我自由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王舒又是怎么成了赵小燕？我们来听听当事人对重庆警方和新文化记者的讲述—

我叫赵小燕，家住重庆城口县庙坝镇。我目前没有工作，就是在家里面带孩子和务农。丈夫在外打工，贴补家用。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城口县人，我是外地人，嫁到城口县来的。

我的原籍在吉林长春。家所在的具体地点已经记不清了，我还有一个名字，叫王舒。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姐姐跟着我父亲生活，我和弟弟跟着母亲生活。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我只有10多岁，当时我们在长春住的具体位置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张志军在长春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那是一个夏天，我出门纳凉，就在张志军打工的工地附近休息，通过攀谈聊天，我认识了他。我们接触了几个月，张志军比较喜欢我，我也觉得他人不错，所以我们就恋爱了。之后，我还把张志军带回家给我母亲看过。我们恋爱一年后，我就跟着张志军回到了城口县，走之前我给母亲说过。从那时开始，我就和张志军生活在一起了。

当时我没有电话，走的时候母亲家里也没有电话，只留了一个地址给我，回到城口县那年我就弄丢了，所以一直没有跟家里联系过。

我20岁左右到河南打了一年工，过后因为要带孩子，就回到城口县家中，之后一直在家务农、带孩子。张志军对我很好，不会打我，更没限制我自由。我公公婆婆对我很好，很照顾。

现在，我和张志军有3个子女，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12岁，上小学了，二女儿4岁，在读幼儿园，小儿子两岁。

我在长春时叫王舒，后来嫁到城口县第二年或第三年后办的新户口，因为当时和家里断了联系，不能转户口，所以我写的申请书，由村里开证明，在庙坝派出所办的，名字就变成了赵小燕。我丈夫是1977年生人，我生日就改成了1978年。

家人：

她现在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尊重她的选择

在电话里，王舒一直对妈妈说：“妈，你来吧，你来了我去接你，我跟你回去。”姚桂贤说，她很想把女儿接回来。昨天上午，她和大女儿离开派出所后，直奔火车站，买了5月21日去重庆的火车票。

“我就想去看看她。”王敏说，妹妹会怎么选择，回长春？留四川？她不敢想，“毕竟她现在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尊重她的选择，但如果她想回家，我们一定要让她回家。”王敏说。

警方：

被拐走的可能性不大王舒比较倾向于自愿

张志军当年带着王舒离开长春，这是否涉嫌拐卖？

对此，办案民警周达表示，民警上门调查时，姚桂贤表示女儿被拐走，“我们把张志军定位为重大嫌疑人，并请求重庆警方协助调查。可当地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王舒比较倾向于自愿，所以被拐走的可能性不大。”周达说，用现在的话讲，是自由恋爱。

律师：

不会定性为拐卖想要追诉也过了时效期限

昨天，针对此事，吉林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海波做出了以下分析：

“这件事，民警是按照涉嫌拐卖妇女来调查的，但从目前情况看，当年女孩自愿性更大一些，所以民警也不会以拐卖妇女定性。”

而姚桂贤和王敏也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这只能作为公诉案件，民警定性不是拐卖，她们就不能起诉。想要起诉，也得王舒以自诉案件的方式，向法院提诉讼。”

此外，还涉及一个追诉时效期限的问题。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1.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2.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3.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4.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刑法规定的拐卖妇女罪的最高量刑为死刑，这件事没有这么严重。所谓的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已过法定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从目前情况看，当年王舒出走家人并没有报警，而且已经过了15年，想要追诉，几乎是不可能了。”刘海波说。

（应当事人要求，王敏、王舒、赵小燕、张志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