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袋垃圾，在六楼放了两天。杭州北山街道一处老旧小区里，78岁的郭大伯已无力自行下楼，终究没迈过那道门。这类不起眼的“小事”，件件是高龄独居长者的难题。

而同社区一条巷子外，60岁的王阿姨有着满腔热心，却苦于“力不知该往哪里使”。

近在咫尺，却彼此不知。浙江老龄化深水区里，藏着这样两副面孔：一面是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的照护困境；另一面是浙江400多万老年志愿者的“闲不住”。当深度老龄化碰上庞大的邻里资源，一道考题摆在眼前：那些散落在街巷里的善意，能否被编织成一张可靠的互助网？

宁波东胜街道史家社区，邬阿姨每天给邻居王奶奶捎一顿饭。王奶奶请记者为二人拍下合照。记者 郑宇 摄

4月29日，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今年以来，浙江各地纷纷开展试点，因地制宜探索互助养老服务的落地路径。

互助养老是对熟人社会情感与信任的再组织，当它被尝试系统化、标准化、甚至“半市场化”时，会不会在变形中失去最初的温度？这既是这场浙江试验的价值所在，也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

连日来，记者走进杭州、宁波、衢州的街巷里弄，探寻互助养老的真实模样。邻里是否有机会敲开长者家门，力所能及地搭把手？熟人互助走向低偿付费，情、理、法的边界又该如何划定？街道社区和第三方服务，应当以怎样的角色、何等程度介入其中？

这些问题尚无标准答案，却正是浙江不断破题的起点。

杭州北山街道友谊社区启动互助养老项目。记者 张亦盈 摄

供需如何对接？

组织善意的第一步，是看见那些被忽略的需求，联结那些无处安放的“热心”。

记者在杭州北山街道采访时了解到，高龄独居老人的需求仿佛“隐形”了——他们走不出家门，也不会用手机。

如何系统化梳理长者需求，并对接上有服务能力的热心居民，成为这场试验的第一个考题。

“社区里不缺热心人，但之前的‘信息不对称’让互助形不成合力。”北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何卿坦言。

今年4月，北山街道进行走访排摸，并发放互助养老相关问卷。经过调研后，该街道梳理出了蔬菜代买、上门理发、应急帮扶等“高频刚需”，单次5到10元的价格最易被长者接受。

于是，一张“低价清单”在北山街道应运而生。社区线上建起“能人群”和“需求群”，一发布、一呼应，形成闭环。

92岁的独居退休教师朱奶奶，在需求群建立第一天便发了一条语音：“谁能上门给我理个发？”60岁的王阿姨看到后立刻接单，当天携带理发工具上门服务，只收取5元的成本价。

王阿姨向记者展示理发工具。记者 张亦盈 摄

考虑到部分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该街道还设立线下联络点，由物管会工作人员代为“派单”。“线上是快速反应，线下是兜底服务。”何卿说，目前两个试点完成服务对接154人次。

正在运转的“低价清单”，是对互助养老可行性的初步探索。北山街道的实践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积极的回答：是的，善意可以通过社区平台被组织起来。

但追问也随之而来，线上“派单”极度依赖社区工作人员，社区“能人”发掘也离不开网格员走访。一位杭州街道工作人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试点的时候能靠人力撑着，一旦全面推开，服务的精准和及时怎么保证？”

当联结的需求量不断放大，这种方式是否还能高效运转？

同样面对基层人力有限、效率不高的瓶颈，宁波选择向技术借力。

5月28日，在宁波鄞州区东柳街道，8位70多岁的长者正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试用一款互助养老小程序。老人在平台点击“发个心愿”，就能通过AI助手用语音发布需求。“社区能人”通过平台直接接单，不需要社区工作人员介入。

长者们正在试用“小瓣帮帮”互助养老小程序。记者 郑宇 摄

84岁的沈奶奶体验后，拉着开发方青瓣生活科技CEO提要求：“要是能上线更便宜的护工，最好是小区里的熟人，那就好了。”

技术可以提升对接效率，但无法凭空创造服务供给。该街道副书记严科平介绍，加入小程序的“社区能人”还不够多，该街道正考虑引入第三方资源作补充。

单靠社区内生的志愿力量，短期似乎难以撑起互助养老的服务生态。那么，借力已经成熟的市场资源，会不会成为一种有效补充？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引入“外援”，来联结更多善意？

记者在省内多地走访，看到了引入“外援”的更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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