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古思先哲

离开五峰书院，车行永康市龙山镇公路上，前方忽然岔出一条小径。下车循径走入草木葱茏之中，跨过一座石桥，迈上数十级石阶，“宋状元龙川陈公之墓”便赫然映入眼帘。

思想寓于思想家。我们追思先哲，怀古寻墓，因为南宋浙东学派诸贤的生平经历和精神风骨，就是对他们思想主张的深刻诠释。

章锦水感慨地说，陈亮一生，才气超迈，议论风生，敢作敢为，志量非凡。他19岁时就品评历代人物，写出《酌古论》20篇，被婺州太守周葵叹为“他日国士”，却直到51岁才中状元，被授予官职。其间数十年，他为国家民族的复兴殚精竭虑，以布衣之身不断上书，包括著名的《中兴五论》；又先后3次蒙难下狱。陈亮最终死在赴任的路上，追谥“文毅”。这座墓一般认为是他的衣冠冢。

叶适的墓，位于瓯江畔海坛山南麓。绿荫掩映，墓前石碑上刻着“宋叶文定公之墓”。由此登高，远望江水浩浩东去，适足以追忆叶适生平——

他与陈亮相比，气质上颇多不同。范立舟说，叶适为人沉稳缜密，思想深邃，治学广博而扎实。他小时候常往隔壁林宅玩耍，而永嘉学派的承上启下者陈傅良时为林府家教，于是叶适经常借机问学。叶适28岁就以科举入仕，从此长期参与南宋国家治理，历经政治风云。他先后上书向朝廷举荐34位有才德的士人，都被召用，在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开禧北伐失败后，面对金兵压境、难民南逃，叶适主动请缨奔赴江淮，构筑防御体系，屯田安置流民。宦海沉浮，遭遇罢职期间，叶适就回到家乡著书、讲学，人们经过他家门口，总能看到摆满了四方前来求学问道之人的鞋子。

陈亮、叶适二人是志趣相通、学问砥砺的好友。他们多次往来于永康、永嘉两地相聚论学。而以陈、叶二人为中心上下追溯，我们能够画出南宋浙东学派诸贤的群像。

如吕祖谦，他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创婺学一脉。如唐仲友，他致力“经制之学”，探究制度利弊，心系国计民生。永嘉学派则有着更为漫长的“前传”。早在北宋，就有来自永嘉的“皇祐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把伊洛程学引入温州，又促成了“义利并重”的关键转变。嗣后，薛季宣、陈傅良进一步阐发“附之世用”的永嘉之学，使之得到全国学界承认并产生重要影响。

“事功”学说余韵回响，历千年而不绝，其精髓已经融入浙江后人的精神底色，在需要自己面对具体的“义利之辨”时便被唤醒，激发出有着深厚传统支撑的精神力量。

余韵历千年

与陈亮石像对视，在水心墓前徘徊，我们心头不禁浮现这个问题：“事功”思想，何以在南宋的浙东产生？

若我们放飞神思，“穿越”回12世纪后半叶的浙东地区，设身处地体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态，也许能为探究这一问题找到线索。

宋代的浙江地区，在唐、五代基础上，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兴盛，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南宋的浙东地区，也属全国商贸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如陈亮的故乡婺州，所属各县手工业极为发达，金华县城、浦阳县纺织业繁盛，号称“衣被天下”；永康县的打铁业生意兴隆。叶适的家乡温州商业发达，“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叶适在诗中曾说当时的税吏“日招税钱三万亿”，虽然未必是实数，但足见商贸之盛况。

宋史专家、浙江师范大学方如金教授指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上自官僚士绅，下到平民百姓，各个阶层都对物质财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浙东地区的学者、官吏“下海”经商绝不少见。陈亮的众多亲朋好友都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他的岳父大人更是当时的义乌首富。

显然，特殊的时代、特定的地域环境，蕴育滋养了陈亮、叶适等浙东学派著名学者的重商思想，他们进而对传统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为富不仁”观念提出挑战，批判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的主张。这不是说他们成为了商人阶层的代言者，他们并没有丢弃自己文人学者的身份，而是从经商致富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了“义利并举”的思想精义。

与后方的繁华富足形成对比的，是南宋边境的持续紧张。这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不能不让陈亮、叶适这些积极入世者感到，那些仍在空谈心性义理的人实在是“风痺不知痛痒”。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强调“事功”，最终指向的并非个人的飞黄腾达，而是匡扶家国的高远理想。

“事功”思想余脉绵延。邵定美认为，“事功”学说“道不离器”的唯物观，“修实政、行实德”的实践论，深刻启发了后世宋濂、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从而成为主张崇实黜虚、实体达用的明清实学的主要渊源。到晚清，温州学者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积极重振永嘉学派，倡导维新儒学，冀以振世救弊。他们深刻认同永嘉学派“必弥纶以通世变”的现实意义，作新国学、躬行西学，亲自践行经世致用理念，推进教育兴国，力行实业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商、实干、创新的温州人创造的温州模式，同样堪称是对“事功”学说的生动实践。

一脉贯注，回响不绝。南宋浙东学派高扬的“事功”之旗，今日仍在激发我们志存天下、经世致用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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