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症状相同的患者接连出现。2003年1月底发病最厉害的时候，一个人传染一家子。患者收进诊室后，有些医生不敢进去，送药、递餐都通过窗户。这种气氛我觉得不对。我认为，只要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及戴口罩，就不容易被传染。会诊结束后，我说，将市内那些重患者都转给我们医院。患者来了，我们的护士照样见他，给他量体温，那种恐怖气氛马上就解开了。

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人员共同努力下，大家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治疗方案，提出“三早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并发症，可有效避免更多的伤亡。这套方案后来成为通用的治疗方案。医生队伍稳定，社会稳定就有保障。

2020年春节假期，新冠疫情袭来，全国再一次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许多医护人员自愿去最前线的地方、最艰苦的地方、最容易感染的地方，去战斗。我向他们致敬。大家同心，是一定能够过难关的。

我面对的是生命，是生和死的问题，这一点儿都不能含糊。我的压力来自患者的生命。面对质疑，我没有想太多，只想把患者救活。这是我最大的追求。

近年，我向中央提议建设国家实验室，以应对下一个X疾病。X疾病是什么？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可以预测到可能是哪些。未来10年可能在医学上是一个极大变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很多问题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谁现在不抓住人工智能，再过几年就会落后。

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要学会把人工智能应用到本专业中。但同时，人工智能代替不了医学人文，代替不了医患的沟通。人工智能是在技术上解决问题，但难解患者的心理焦虑。一个人得病，他一定会心理得病。心理状态，对于疾病向恶化还是向改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要解患者的“心病”，需要医生来交流。医生救的不是病，而是人。

如今我已年届九十，但还不觉得自己老。早上7点起床，工作到12点半，午休一会儿，下午3点接着工作，晚饭后再工作两小时，11点睡觉。主要的临床是搞大查房，就是全国多家医院联合一块看疑难病。也阅读一些最新的医学期刊，不要局限于实验室，多看看国际新闻，拓宽自己的视野。另外，抽空在室内跑步、划船、举重，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是我最好的休息。真正的变老，是不想学习新东西了。

在我现在这个年纪，主要任务不是自己研究一个项目，而是如何更好地协调，团结大家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广州国家实验室现有1000多人，能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好平台，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父亲曾说：“人的一生，总要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只要留下点什么，你就是没白活。”我常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想来想去，我是一个医生，如果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工作给社会带来一点价值以及进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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