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我只是最低级的住院医生，我主动要求到急诊室工作，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解决医学急重问题的方法。过了半年，我基本熟练掌握了常见急诊患者的诊治，正想申请到病房进一步提高，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要求我参加研究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的任务。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点。

当时全国只有从事结核病防治的医务人员，少有呼吸疾病的专家，医院里也没有专门的呼吸科，这是一门从零开始的学科，非常困难。有一天，我在为慢支炎患者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些患者咳出来的痰，不仅痰量不同，颜色、黏度、气味也都不同，结合在北医生化教研组进修的知识，我突然有一个奇想，患者的痰或许是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我收集了不同患者的痰液，进行生化成分及酶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将慢支炎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病理生理类型，从而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分类治疗，其疗效比常规方法提高50%。这项研究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43岁那年，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到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我第一次去见导师弗兰里先生。那次见面不是“面对面”，而是“面对背”。他在屋里煮咖啡，我进去了。他问，你想做什么研究？我讲了讲自己的想法。他说，你们中国的医学毕业生学历在国外是不被承认的，你先去看看我的实验室吧，有兴趣就做些研究。导师背对着我谈了六七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有点孤独，但想到国家送我们过来有多不容易，我就暗下决心，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实力！

导师对我的改观源于一次实验。我研究的课题是吸烟的主要成分——一氧化碳对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影响。此前，我的导师曾用数学公式来算碳氧血红蛋白和氧运输的关系，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但我认为，用实验的办法来观察，才能得出更严谨的结论。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找朋友来收集血远远不够，我只好在自己身上抽，3周内前前后后大概有800毫升，才校准了仪器。做吸烟实验，我决定自己上，一边吸一氧化碳，一边抽血检查。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相当于连续吸了60支烟，同行们都担心我出问题，我有些头晕，但为了取得全过程数据，坚持继续吸入，直到浓度达到22%时，终于得到了完整的曲线结果。

实验证明，导师所用的数学曲线有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是错的。我请导师看我的结果，他大为诧异，也很高兴，一把抓住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太好了！我要推荐你到英国皇家学会的内科学会去作演讲！”那次之后，导师和同事都改变了对“钟医生”的看法。

留学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搞好基本功。没有走好第一步，不要走第二步；第一步一定要证实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或重复性很好，再走第二步。这与父亲对我的教导是一致的。我曾在农村给一个患肾病的孩子看病，根据血尿症状，有一位医生认为他是肾结核，对他进行一些相关治疗。回家后，我和父亲讲起这件事，说到一半，父亲反问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肾结核？”听到这话，我蒙了，真的答不上来。父亲平时讲话很少，一讲就讲到要害。

父亲晚年由于痰咳不出来，呼吸困难，最后3年生活质量很差。我担任父亲的主治大夫，他非常信任我，让我大胆地去做实验，但当时的医疗只能到那个水平。他去世后不到两年，一个新的仪器问世了——无创的人工呼吸机，对他最合适。有了这个仪器，也许他能活到90岁。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父亲的嘱托我一直记着——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得有依据。在抗击非典时，我指出新闻所说的衣原体感染是错误的。抗击新冠疫情时，我第一个在电视上讲到“人传人”，都是掌握了依据才敢下的判断。

2002年12月22日，有一个从广东河源转过来的患者，说吃了一顿饭后就开始发高烧，很快出现呼吸困难。用过很多抗生素，仍然不管用，3天时间肺就全白了。不寻常！

这是首例报告的非典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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