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临时家人”不容易

2023年6月，在广东工作的金明打算陪住在上海的60岁父亲到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本以为手术能在一天内完成，可没想到，“来看病的人太多了，我开车来上海陪了爸爸两天，只做完一堆术前检查。手术约在二十多天之后，我没时间再赶过来。”父母腿脚都不灵活，金明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去医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网找人陪父亲看病。

最终，陪诊师小娟陪他父亲做了手术，并完成五次复查。小娟曾是一名医院护工，偶然听朋友说陪诊行业很火，就开始在微博发帖接单。

目前，陪诊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的正式职业，也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资格证。任何人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帖，都可能自称“陪诊师”。

小娟认为，成为陪诊师不难，做好陪诊师却不容易。首先要熟悉医院环境，曾在多家医院做过护工的她，积累了不少独家经验：“有一次，我在中山医院陪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做检查，要把老人从20号楼推到8号楼。如果从一楼走，要过马路；但二楼有一条空中走廊，方便很多。”

每次“解锁”一家新医院，周平都提前去医院现场踩点。第一次去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陪老人做白内障手术时，他感叹：“长辈们肯定会吃不消，因为累啊！”病人要先去找主诊医生看诊、开检查单，拿着单子去缴费，再完成十几项术前检查，总共要跑11个诊室。这些检查分散在不同的楼栋、楼层，每项检查都要用自助机器排队、签到。“每项检查在十分钟内就能完成，但排队等候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在这么多诊室里转，年轻人都觉得累。”

每次陪诊前，廖彦琴也要做不少功课。拿到患者的病例资料后，她会上网查阅不懂的医学名词，有时还会向在线问诊网站求助，代入病人的视角模拟看诊流程。

廖彦琴陪诊中。（受访者提供）

最忙的时候，小娟在一天内跑过五个订单。除了客户提前预约的代问诊订单，还临时接到两单代配药、一单代取切片、一单代预约检查，她在四家医院间来回奔波，“当时还下了一天雨，我马不停蹄地跑，累得够呛。”

有成就感也有无奈

陪诊师常与大病患者打交道，此时，陪伴往往能为焦急等待诊断结果的病人带来情绪价值，也让陪诊师感受到超越职业的成就感。

廖彦琴对一位五十多岁的脑膜瘤患者记忆深刻。他在儿子的陪同下从江西来上海做检查。走进诊室前，父子俩神色凝重，一言不发。“此前，他们去了江西的多家医院，医生都说，肿瘤是良性的，可需要开刀。他们很担心。上海医生一看片子，说肿瘤比较小，已经钙化，定期复查就行。话音刚落，叔叔立刻向我伸出手，我也默契地握住了他的手。他一下就笑出来了！”那一刻，廖彦琴下意识地为他们感到高兴，“情绪一下子被带动了，仿佛我也成为了他们的家人。”

被称为“临时家人”的陪诊师，在服务过程中，常把自己当成患者的家人。陪金明的父亲做完手术后，小娟得知老两口手脚都不灵活，正巧自己住得离他们家近，于是主动上门两次，帮忙给金明的父亲滴眼药水。

“希望我的出现能够在艰难的时刻温暖到客户，减少他们的奔波，让他们更有精气神地就医。”这是周平从事陪诊行业的初心。

然而，“没人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去年底，周平接到一个急诊订单。前往客户家的路上，他又接到对方电话，说老奶奶的状况突然变差了。“我让客户赶紧打120，自己也下了地铁，准备打出租车。那时是晚高峰，等出租车来的路上我又收到消息，奶奶已经走了。”周平“一下子懵掉了”，除了向客户说一句“节哀顺变”，也做不了什么，感到特别无力。

上海市儿童医院（受访者提供）

奔波在路上，是陪诊师们工作和生活的常态。他们还面对自身的职业发展困境：订单需求往往不稳定，刚入行时周平每天都有订单，最晚时赶不上末班地铁，但有时一周只能接一两单；陪诊服务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目前，上海陪诊服务的市场价为每4小时200-600元不等。周平说，自己的收入很不固定，也远非自媒体宣称的“月入过万”。对于独自在上海租房的他来说，这份收入“养活自己很勉强”。

在周平印象中，陪诊公司大多是小微企业，“很多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客源，生存不太顺利。”

做陪诊两年来，廖彦琴组建了一支16人的陪诊团队。2023年初，她觉得陪诊行业前景大好，带领团队注册了一家陪诊公司；7月，公司的微信小程序上线。小程序上线以来，廖彦琴却发现，成本上涨大于收益提升，而想要推广服务，难度很大。她感慨：“团队里活跃的成员，月收入能达到万把块。我们养得活自己，却养不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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