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钱”官司值不值得打？ 这些看似以私益为名的诉讼，表面上是为“一元钱”，但背后都是公共利益的“千千万万个一元钱” 在一起诉某快递公司案件立案成功后几天，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张若涵在上课时接到了法官的电话。电话那头第一句话就是“这案子几块钱，有必要起诉吗？”事情的起因是快递员未经告知，就把快递放到了快递柜里。她把圆通告上了法庭，索赔3.5元。 电话里，法官问她：“是不是在完成作业？”“一个学生大老远跨区去立案是为了什么？”她没有主动承认，只能支支吾吾，因为“这种被质问的感觉很难受”。 “一元钱够你们来回路费吗？”“为了合同的几个条款，这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浪费司法资源吗？”“你们维权就是为了来参加比赛”……类似的质疑是众多“小蚂蚁”们奋力撼树的背景声之一。 贾欣彤清楚地记得，庭审现场迪士尼方的代理律师提交证据时提供了一张贾欣彤参加“小城杯”比赛开幕式的合照，质疑她是为了比赛而进行诉讼。这令贾欣彤有些出乎意料。 “他们把照片中的我用红圈圈出来，感觉就像圈出影视剧里面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有喜感。”贾欣彤笑着说。 为了公益的“一元钱官司”大费周章到底值不值？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党委副书记侯玉芹长期和参赛学生打交道，比绝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人更明白其中的意义。 走在上海街头，她能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细微处感受到答案：开车在内环高架路上看到车水马龙，她能想起这些沪牌的拍卖保证金收取标准已从2000元降到了1000元；带着孩子去迪士尼玩“光轮极速”后，不用因为携带食品进园而被翻包或要求丢弃食物；花20元购买的地铁交通卡可以在上海的地铁站内方便地退卡和购卡……这些已经融入上海人的日常生活。 “单纯从经济角度而言，学生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或许远大于胜诉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这些看似以私益为名的诉讼，表面上是为‘一元钱’，但背后都是公共利益的‘千千万万个一元钱’。” 今年10月，和赵西婷有同样遭遇的网友“J”给赵西婷发来信息：“我的学习卡都已经成功提现了，我还把方法也介绍给其他人，他们也都把钱拿出来了。” 这些都得益于赵西婷把自己维权路上的步骤、手段以及和解协议写成经验贴，发在了豆瓣、微博、贴吧论坛等社交网站。 最近，赵西婷惊喜地发现，在新东方学习卡购买合同中“余额不可提现”的格式条款已经消失不见了。 “心愿完成了，‘新西方’总算可以不用总是面对新东方了。”赵西婷说。 “理想很难却值得追求” “公益诉讼之路没有那么顺畅，但容易的事情往往没有价值，理想很难却值得追求” 这场比赛引发的效应正像涟漪一样逐渐荡开。 比赛从最初的6支参赛队伍拓展到了32所高校、209支报名队伍，从首届只有一支队伍立案成功，到如今一届涌现出三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典型案例……今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还将“啄木鸟奖”授予起诉迪士尼的贾欣彤，表彰她作为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代表，不向消费侵权行为妥协。 “更多的‘小蚂蚁’正进化为‘啄木鸟’，这些大学生不愿意做社会‘隐秘角落’侵权现象的受害者和旁观者，而是试图成为社会法治进步的亲历者和践行者。”上海市松江区司法局局长潘琼说。 参赛者谭惠曦依然记得，2015年伊始，在诉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格式条款一案中，团队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恰好此时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生效，立案审查制变成了立案登记制，“在踏入法院门槛这一步，感觉少了一头拦路虎”。 此前，她还向上海市交通委申请了行政公开。她原本对得到答复并不抱希望，甚至写好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行政诉讼起诉书。最终收到答复时，她感到很意外。 跨域立案不便问题也正得到解决。全国绝大多数法院目前已经实现网上立案，跨域立案服务在全国中级、基层和海事法院实现全覆盖，疫情期间网上立案数量在多地法院井喷，努力实现疫情期间追求公平正义“不打烊”。 “过去几届比赛中，不少参赛者为了立案需要在多地法院辗转。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期间可以进行网上立案，我也无法在3个月内进行9次立案的尝试，并最终完成立案。”赵西婷渐渐明白了老师在课堂上所说的电子诉讼提升审判质效的现实意义。 在比赛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主任吴辰眼中，比赛和参与者经历了被外界误解、怀疑，到被社会更多人认可、赞同的转变过程。这一点从被诉企业的应对态度就可见一斑。 “比赛期间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企业试图通过非诉讼的力量影响学生打官司。更多被诉企业也展现出包容和积极的应对态度。有的企业在进入诉讼阶段前，就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完善了企业经营。”吴辰说。 如果不是参加比赛，赵西婷可能会选择息事宁人，“毕竟作为个体，想要改变社会不合理现象，确实犹如蚂蚁撼树、以卵击石。” “但一元钱的公平正义也是公平正义。”她犹然记得第六届“小城杯”的颁奖仪式上，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的一句话——“公益诉讼之路没有那么顺畅，但容易的事情往往没有价值，理想很难却值得追求。”（赵西婷和贾欣彤、张若涵均为化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