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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航船正驶出风暴区，希望之光已经显现。
令人不解的是，为避免航船倾覆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再次成为一些国家的政客和媒体责难的对象和种种“责任”的承担者。甚至一些好不容易开始研究“中国做对了什么”的人，又回到寻觅“中国做错了什么”的老路。
“中国人储蓄太多，以低利率借钱给美国，导致美国一个历史性的消费狂潮和房地产泡沫”；
“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至少应该升值40％”；
“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将赋予中国操控美国国内和外交决策的工具”；
“中国将吞噬全球能源”；
“中国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最大障碍”；
“中国不调整，世界经济将无法解决失衡”；
……
凡此种种，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似乎都因中国而起，世界经济形势能否好转也取决于中国的政策措施，中国不仅要承担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还应承担拯救世界经济的责任。
“中国经济责任论”正在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的话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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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责任”、“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能源消费大国责任”、“二氧化碳排放大国责任”……
“中国经济责任论”俨然一个“严密”的体系，大有把中国搞成“责任”代名词的势头。
细究起来，上述“责任”并非新论。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中国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稳定人民币汇率，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作出积极贡献。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继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促进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它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致力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贸易向着平衡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事实上，人们需要担心的是“债务国责任”，而不是本末倒置的“债权国责任”。中国有理由关心自己在国外资产的安全，要求相关债务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
世界上有些国家负债累累，总是靠超前消费过日子，出了问题破了产，反倒要责怪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人。“败家子责难老实人”，中国网民的评论一针见血。
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尽管如此，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将下降40%—4 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也将达到15%左右。
在关乎世界经济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国早已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以负责任的行动对不负责任的“中国经济责任论”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3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前沿。
“中国不但代表着未来，已经开始代表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
对中国的“热捧”持续升温，嫉妒、疑虑、恐惧掺杂其间。遭受危机重创后，一些人的优越感一落千丈。看到中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和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潜力，这些人心理更加失衡，对中国“不负责任”的指责变本加厉。
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在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和治理结构。正在推进的改革触动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一些国家的神经。
对那些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现在必须过紧日子的人来说，痛苦是无法回避的。民意变得脆弱起来，一些政客开始忙着寻找“替罪羊”来转移视线。
“中国经济责任论”的制造者还有着更深层的考虑：迫使中国适应其调整过程、遵循其制定的标准、承担更大的责任，从而确保他们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只要中国没有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和标准行事，就会被扣上“不负责任”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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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把解决各种矛盾的责任都强加于中国，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公正的。
“中国经济责任论”掩盖了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危机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以及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是按照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志和需要建立起来的，这一体系正经历时代变迁。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历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上迈出了步伐，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治理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上世纪70年代的这句“至理名言”，再直白不过地道出美元霸权给世界带来的危害。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地位，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加上危机前放任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及过分宽松的监管政策，国际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向世界蔓延。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和系统性、结构性风险尚未解除。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更趋公正，让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担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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