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因此，如何实现国民财富重整至关重要。

    人均GDP

    与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规律

    财富分配对财富增长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人均4000美元是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拐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人均GDP4000-5000美元的跨越。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很强的规律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看，人均400美元左右阶段，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其次，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从整体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将逐渐取代第二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人均GDP在达到4000美元之前，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工业化时期，“投资主导-工业推动”的组合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

    再次，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4000美元阶段后，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新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经济体发生的一个直观明显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迅速扩大。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最后，对外经济结构出

    实现财富增长与分配的平衡

    下一步应立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果共享、增进和谐”的原则，打破“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的制度性约束，通过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终端消费，释放内需增长潜能，真正取得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

    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

    在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方面，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全力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方面，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

    此外，需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财富分配比例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因此，如何实现国民财富重整至关重要。

    下一步应立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果共享、增进和谐”的原则，打破“鼓励生产、抑制消费”的制度性约束，通过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启动终端消费，释放内需增长潜能，真正取得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