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国盾量子？为什么是合肥？

记者：国盾量子是A股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量子科技上市公司，回头看都做对了什么？

应勇：首先，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赛道的坚守。2009年刚成立时，很少人知道国盾量子是干什么的，所以一开始很难，只有坚持，再坚持，不断把技术打磨成产品，做成解决方案，然后通过示范案例去拓展。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很庆幸，一直聚焦在这条赛道上，等到了风起的一天。

记者：你们还有一个强大后盾——中科大。

应勇：是的，很重要。中科大有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技术赋权，可以把科研成果百分之百赋权给企业、老师、技术发明人，这就确保了学校科研人员的权益，他们可以安心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产学研模式中，大家的角色定位是很清晰的：教授们在学校、实验室做他擅长的科技创新方面的工作，企业则按照市场化要求，打造强大的技术团队、生产制造团队和供应链体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转化的机制体制。

还有一点，在各个发展阶段，国盾量子的现金流一直比较好，这是我们能够坚守方向和研发投入的前提。很多时候，企业没钱或资金紧张的话，动作不可能不变形。

记者：有一种说法，中国量子看安徽，安徽量子看合肥，合肥对量子产业是怎么支持的？

应勇：合肥很早就开始布局量子产业，虽然当年集聚的都是一些小企业，并没有“巨无霸”，但政府还是愿意聚焦在这个赛道上，把这些“小土豆”企业招引过来、给予支持，这是很有眼光的。而且，合肥市对产业的支持是全链条的，不光是支持像我们这样能够产生效益的企业，对上游一些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也有很大投入。这种投入也许在短期内看不到效益，但时间尺度拉长以后，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记者：有长期主义，才会有长情。

应勇：是的，像我们学校（中科大），80%以上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都是留在合肥的。

未来产业一怕捧杀二怕棒杀

记者：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实现新增长的关键，能为我们尽量通俗地解释下量子产业的未来发展吗？

应勇：在量子产业三大领域中，量子通信是非常成熟的方向，大家普遍认为，量子通信已经具备规模化、产业化条件，我们国家也处于领跑地位，主要运营商都在积极介入。

量子通信实际上是量子保密通信，打个比方，相当于是为现有通信系统加装一把理论上无法破解的“量子锁”。它的商业逻辑在于，在数字时代，数据是最基础要素，数据安全是普遍刚需，量子保密通信则是目前最好的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但是，现在量子通信的规模瓶颈没有解决，需要更强的政策性引导。只有当信息安全威胁越来越紧迫，使用量子通信的决心才会越大，量子通信成本也才会大幅降低，整个产业迎来井喷时刻。

记者：量子计算呢？这是一种近乎科幻的能力。

应勇：量子计算处在更早阶段，目前上游的科研成果，还没有到可以实用的程度。但是，量子计算的潜力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大模型出来后，对算力的渴求急剧放大，而经典算力模式已触到天花板，能耗也是天文数字，迫切需要新算力。而目前大家比较能看清楚的新算力就是量子计算，特别是对材料设计、气象预测、金融系统、交通系统、大模型、人工智能等领域，算力提升是指数级的。

现在主要国家都在大量投入，包括一些巨无霸企业和资本，但目前还是百花齐放，技术突破乐观估计也得10年，甚至更长。我是谨慎乐观的，前几年我们开玩笑说，全世界能做量子计算的人可能不会超过500个，但现在人才集聚越来越多，聪明的脑袋多了以后，产出成果应该会比预想的更快。

记者：量子测量的未来空间呢？

应勇：量子测量的发展方向已经非常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高端的精密仪器，能测各种各样的物理信号。比如我们展厅里放的冷原子重力仪，对重力加速度的分辨率能够到小数点后面第八位，地质微小变化都能测量出来。这就有大价值了，有望在地震的早期预测、精确预测等方面有所突破。

记者：听上去都很值得期待，但你有什么担心吗？

应勇：说实话，我心里一直是有些忐忑的。最担心两个事情，一是捧杀，二是棒杀，一会捧到天上去，好到不得了，一会又打到地底下，痛斥为骗子。我希望，大家对未来产业的规律性有一个理性客观认识，对未来产业的热情不要一哄而上一哄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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