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讯 马克·吐温曾言：“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押韵。”此刻笼罩在东亚上空的，正是他那句沉重警言中最黑暗的韵脚。本文尝试梳理日本右翼势力如何步步为营让军国主义幽灵挣脱战后秩序和《和平宪法》束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临门一脚”如何使九一八事变、珍珠港事件的战火80年后再次点燃成为可能。

日前，高市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对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公开释放出武装介入台海的意图。作为战败后首位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的日本首相，高市的言论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不仅招致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更受到了日本国内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批判。她拒绝收回谬论的顽固态度，彻底暴露了其最终的野心：即完成保守势力长期以来推动的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彻底拆毁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设置的根本限制。这是此次不断升级的“历史之韵”中，最新、也最危险的音符。

事实上，日本“炮制外部威胁”的险恶伎俩，绝非今日心血来潮，而是屡试不爽的侵略借口。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前，作为策动侵略的关东军核心人物石原莞尔就叫嚣“日本面临国家存亡危机”，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这场由日本一手挑起的侵略战争，迫使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战，造成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仅南京大屠杀一案，日军就在六周内屠戮了超过30万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同样，在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之前，军国主义狂人、时任首相东条英机也反复鼓吹由于美国的石油禁运，“日本面临存亡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偷袭珍珠港。今天，高市妄图将台湾问题与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直接挂钩，不过是故伎重演，企图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披上“为应对威胁”的虚伪外衣。

要看清军国主义者复辟的道路，就必须回顾战后的国际秩序，厘清日本如何以积少成多、由内到外、以事促法的渐进策略，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而非“修宪”本身，一步步架空了《和平宪法》第九条，完成了军事力量的“合法化”和“常态化”。

战后，《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制约底线。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然而，这条底线被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通过数十年的法律诡辩系统性地侵蚀了。这种侵蚀始于1954年。当时，尚未肃清的日本军国主义残余摇身一变，成为了保守右翼政客。他们利用美苏冷战的背景，声称宪法第九条虽禁止“用于侵略的战争力量”，但并未剥夺主权国家固有的“单独自卫权”。以此为由，日本设立了“最小必要限度”的自卫队，称自卫队是为行使此权利而建立的必要组织，不属于宪法禁止的“战力”。1972年，日本对自卫队确立了“专守防卫”原则，即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行使自卫权。这虽是自我约束，但首次在宪法解释框架下明确了日本拥有“反击能力”，为后续军力发展预留了空间。此后，日本通过1992年的《联合国维和活动合作法》允许自卫队赴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实现了自卫队“走出去”；通过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将“周边事态”定义为“事态性而非地理性”，打破了空间限制，使自卫队能够介入非日本本土的冲突。

最终，这场拆墙运动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手中达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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