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有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三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有意抑或无意遗忘了他更是一位教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四千一百三十八亩，他就出生在这儿，现在只剩下一座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二OO一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二百四十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的土地。

    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从杭州回南京的车上，在吵杂的车厢中，我还在回想他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有憾，但无悔，因他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一八七六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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