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1962年9月19日，已经半身不遂的司徒雷登，悄无声息地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离开人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隔着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许多年轻人在课堂上不断听到他的名字，他几乎成为那个年代里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人。

    然而这份熟悉却带着浓浓的偏见。毛泽东1949年在新华社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一代代学生的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一九六七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二OO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六十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六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

    无缘无故的爱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十一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一八八七年他回到美国，一八九三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一八九六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一八九九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六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基督信仰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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