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要义就是利用好经济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称之为“减速治理”。只有利用减速压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到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最佳的“减速治理”时期，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在增速换挡期过程中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但这一理论机制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特别是亚洲国家，在赶超过程中，政府支持的项目或企业都不愿意被清洁，反而抗拒减速清洁，形成所谓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将创新企业所需资源吸入，而减低了创新活力。因此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增长机制。韩国就是一个“减速治理”成功的案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近乎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创新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激励包括新建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规模企业参与技术进步，从而为创新外溢效应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的“减速治理”包含着市场化改革和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且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让减速成为一个“清洁机制”清理“僵尸”企业，鼓励创新，为新体制建设铺路。

首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政府长期通过“支持”的干预资源配置机制，让市场进行配置，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转变的关键在于，一是政府要改革自身，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政企分开；二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我国统一市场尽快形成，重点解决更高层次的开放即要素市场的开放问题。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三是打破“条块分割”的现状，纵向和横向的行政干预形成的条块分割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使得区域间贸易量减少或者萎缩，分工无法深化，创新难以外溢；四是强化法治，完善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存量释放，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当前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多为效率较低的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一倍以上，因此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

三是推进金融改革，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和政策周期不同步对中国冲击。当前，我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但同时风险也在加大，而中美经济周期和政策激励不同步等问题会带来冲击，因此金融改革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人民币币值成为重要的政策。

总而言之，减速治理关键仍需要宏微观双重努力，宏观政策要有足够的定力，容忍经济减速，要将宏观政策激励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微观则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调整，尽快转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