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８日，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第２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ＡＰＥＣ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此举对跨境追逃意味着什么呢？

覆盖：一些外逃目的地不再是“避罪天堂”

跨境追逃追赃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７月起，我国发起了“猎狐行动”，截至１０月２９日，已从４０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１８０名，其中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４４名，缉捕数超过去年全年总数。然而，目前仍有不少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其中一些国家是外逃人员的主要目的地。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介绍，案值大、身份高的外逃官员往往看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欧等未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认为那里更“安全”。

参加ＡＰＥＣ北京会议的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说，此次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参与宣言的签署释放出一个信号，即整个亚太地区将携手反腐败、反贿赂，并为之出台具体措施，这让一些海外的“反腐盲点”亮了起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部分外逃贪官喜欢选择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作为出逃第一站，获取假身份后再以那里为“跳板”前往第三地，而反腐宣言一旦落实，“跳板”会成“断崖”。

专家评论，《北京反腐败宣言》不仅对中国是一个有利消息，对亚太相关各方也有裨益。

追逃：跨国抓捕效率有望提高

跨国联合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运作机制。记者从监察部国际合作局了解到，ＡＰＥ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ＡＣＴ－ＮＥＴ）已经正式运行，秘书处设在中国，并由中国担任今年的轮值主席，而中国监察部相应担任ＡＰＥＣ反腐败工作组主席。

据中纪委网站介绍，这一机制包括建立并发展一个涵盖各成员经济体反腐败和执法人员的合作网络，以加强负责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犯罪的调查、起诉以及确认和返还非法所得的机构之间的非正式跨境合作，并为成员间反腐的经验交流、案例培训、法律沟通提供方便。

公安部经侦局一些办案人员介绍，由于相关司法制度差异和海外信息情报的短缺，从锁定目标到实施跨国抓捕，耗费诸多人力、时间和资金。而《北京反腐败宣言》通过的加强信息共享和司法机关合作，将有助于减少沟通成本，提升抓捕速度。

“前端预警”是各国的难点。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如果通过信息共享和重点监测，发现某个官员的子女、父母、亲属等利益相关人出境、移民后过着明显与其申报职业收入不符的奢侈生活，对于司法机关判定嫌疑人是否有转移、漂白资产等十分重要，这方面的信息合作将有助于尽早发现腐败苗头，展开调查，将外逃遏止在萌芽之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等专家指出，一些犯罪嫌疑人可能经常更换潜逃地点或者再度出逃其他国家，如果相关信息共享和抓捕合作加速，会对抓捕工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抓捕时间越早，就越能减少其挥霍赃款造成的损失。

追赃：跨境追赃将更加便利

打击外逃贪官，锁定其违法所得历来是重点和难点。通过ＡＰＥＣ的执法合作网络，各经济体可协调开展资产返还方面的合作。

专家指出，资产返还等相关内容的合作有利于增强各成员司法部门制度的衔接，提升双边追赃的积极性，增加“人赃并获”的可能。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意识到，不能让他国贪腐人员钻本国移民或金融政策方面的空子，在投资移民和反洗钱政策方面应强化堵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表示，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目前，我国对境外在逃人员的缺席审判已经和国际接轨，只要查明外逃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确凿，可以对其违法所得采取没收等司法措施。今年８月，我国已与ＡＰＥＣ成员之一的新加坡共同合作，将外逃该国的江西贪官李华波在两国的财产全部冻结，成为适用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案。

高波表示，《北京反腐败宣言》的通过，表明ＡＰＥＣ各方对共同清除腐败毒瘤方面的认识更加一致，有望让中国和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ＡＰＥＣ成员在引渡条约、司法协助、反洗钱等领域的谈判加速。

专家表示，今后的关键是推进ＡＰＥＣ层面反腐合作机制的实施，让宣言尽快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