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23日《新京报》报道，据16名目击者签字作证，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交通局工作人员对“摩的司机”陈作雄进行了疑似“钓鱼执法”。当事人陈作雄被扣的摩托车是向他人所借，陈留下遗书称无力偿还，而后在蓝山县交通局内自缢。

“钓鱼执法”其实早已被政府明令禁止。2009年，发生在上海闵行的“钓鱼执法”事件曾引发不小的舆论风波；2010年，上海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明文禁止“钓鱼执法”，目的正在于健全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重庆、四川、辽宁、湖北等省市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明令禁止“钓鱼执法”。

可见，“钓鱼执法”是非法的执法行为，会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不受法律保护，还是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围剿的罪行。任何地方部门，如果包庇袒护“钓鱼执法”者，都必须负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据蓝山县的“摩的”司机称，不少人都经历过当地交通局的“钓鱼执法”，最后都是交钱了事，“罚款”金额1000至2000元不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其一，“钓鱼执法”在当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被“钓鱼执法”者敢怒不敢言，或是他们的控诉得不到行政和司法的支持，问题出在了哪里？谁应对此负责？其二，非法的“钓鱼执法”背后，存在着罪恶的利益驱动。这些非法的“罚款”都进了谁的腰包？会不会还有“执法指标”和“罚金指标”在推动着“钓鱼执法”的发生？

很多基层执法者应该明白，小地方不是没人管，非法执法导致的恶果总会超出其控制能力，任何的侥幸心理都将致使其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当事人留下“请为我申冤”的绝笔，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想换回清白。当地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能否让真相水落石出，给死者一个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