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导演冯小刚携灾难片《一九四二》冲击贺岁档。
1942年，太平洋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作为为副线，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影片前半段为旱灾、逃荒做铺垫，随着故事的推进，影片的风格和基调越来越冷峻。在逃荒路上，地主老范的亲人一个个倒下，儿子被杀，儿媳饿死，老婆饿死，孙子被他不小心捂死。他的乡亲中，瞎鹿被散兵打死，花枝把自己卖了，栓柱死在日本人刀下……讲述这一系列的苦难，《一九四二》没有《唐山大地震》式的煽情，显得极度地冷静与克制：配乐有说服力却又十分有节制。影片色彩层次分明，从荒凉灰暗、冰冷苍白到丰富明艳，避免观众陷入灰暗的情绪中不得自拔。台词朴素直白，人死不过一句“死得好，早死早托生”，简简单单一句话，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灾难的深重。
影片通过逃荒灾民、军队、国民政府、记者、神职人员五类人的眼睛，让观众看到了灾难面前悲凉的现实与我们民族对待灾难的态度。这场灾害是在政治真空状况下发生的。历史现场里的灾民，选择的是用幽默与麻木来应对它。灾害发生后，灾民以及他们的后代选择了遗忘。影片结尾则将主题进一步升华，老范和孤女一老一小背着包袱，相互拉扯着向夕阳走去。随后，画外音响起：“15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也没见她哭过，也不吃肉。”这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回望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回望一段必须面对的真实。
2.1亿的大投资，保证了《一九四二》轰炸画面的冲击感；导演的克制与冷静，保证了《一九四二》叙事的真实与张力；文学的支撑与史实的积淀，保证了《一九四二》思想的高度与大气。也许，《一九四二》给中国电影带来更多的不是票房，而是它的社会性，思考性，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致力于精神层面的分享，它给现实主义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
《一九四二》，苦难的逃荒史，一段民族灾难的冷峻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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