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导演冯小刚携灾难片《一九四二》冲击贺岁档。
1942年,太平洋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作为为副线,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
影片前半段为旱灾、逃荒做铺垫,随着故事的推进,影片的风格和基调越来越冷峻。在逃荒路上,地主老范的亲人一个个倒下,儿子被杀,儿媳饿死,老婆饿死,孙子被他不小心捂死。他的乡亲中,瞎鹿被散兵打死,花枝把自己卖了,栓柱死在日本人刀下……讲述这一系列的苦难,《一九四二》没有《唐山大地震》式的煽情,显得极度地冷静与克制:配乐有说服力却又十分有节制。影片色彩层次分明,从荒凉灰暗、冰冷苍白到丰富明艳,避免观众陷入灰暗的情绪中不得自拔。台词朴素直白,人死不过一句“死得好,早死早托生”,简简单单一句话,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灾难的深重。
影片通过逃荒灾民、军队、国民政府、记者、神职人员五类人的眼睛,让观众看到了灾难面前悲凉的现实与我们民族对待灾难的态度。这场灾害是在政治真空状况下发生的。历史现场里的灾民,选择的是用幽默与麻木来应对它。灾害发生后,灾民以及他们的后代选择了遗忘。影片结尾则将主题进一步升华,老范和孤女一老一小背着包袱,相互拉扯着向夕阳走去。随后,画外音响起:“15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也没见她哭过,也不吃肉。”这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回望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回望一段必须面对的真实。
2.1亿的大投资,保证了《一九四二》轰炸画面的冲击感;导演的克制与冷静,保证了《一九四二》叙事的真实与张力;文学的支撑与史实的积淀,保证了《一九四二》思想的高度与大气。也许,《一九四二》给中国电影带来更多的不是票房,而是它的社会性,思考性,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致力于精神层面的分享,它给现实主义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
《一九四二》,苦难的逃荒史,一段民族灾难的冷峻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