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人吴南清，一个仅读了小学四年级的渔民，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上写下了长达56万字的渔业捕捞日记。

小学四年级文化、普通渔民、12年、56万字——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数字，叠加在象山老人吴南清身上，却构成了一部东海变迁史。

1972年，20岁的吴南清在摇晃的渔船上提笔写下第一篇日记，初衷只为“练字”和“留存记忆”。

他未曾料到，这一写便是12年，密密麻麻的13本笔记，不仅记录了大海讨生活的惊涛骇浪，更无意间为一度辉煌又历经沧桑的东海渔场，留下了一份极为罕见的民间“活档案”。

近日，吴南清的日记整理出版，书名定为《闯海——一个象山渔民的捕捞日记（1972—1983）》。

吴南清今年75岁，出生在宁波象山县石浦镇铜钱礁渔村的一个渔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四。

铜钱礁是一个孤岛，夹在石浦渔村与铜瓦门渔村之间，岛民世代以捕鱼为生，吴、林是大姓。

吴南清8岁开始读书，因为铜钱礁只有一所小学，仅设有一至四年级的初级教学班，若要再读上去，就得乘船渡海前往对岸的延昌小学，每日来回渡船十分不便。

“我读完四年级，就辍学不读了，在家里织渔网、晒鱼干、讨小海。”吴南清回忆说，13岁那年，父亲买了一条小船，跟着父亲学摇船，往返铜钱礁与延昌码头，靠为过往渔民摆渡挣钱。过了一年，跟着二哥在檀头山近海作业，春钓梭子蟹秋拖虾。

1972年，20岁的吴南清正式成为铜钱礁渔业队的在册渔民，开始出海捕鱼。

“我个性内向，喜欢读书学习。每次出海都会带上一本《新华字典》，空的时候，就在铺位上查字典识字。日积月累，认识了不少字，增长了一些学识。”

有一次出海途中，吴南清在船舱练字，听见几个同伴为几天前出海的经历争执不休，一个说途经洋鞍灯塔时是晚上八点，另一人反驳说是九点多；有人说当天下网十余车，捕捞大黄鱼三百多担，旁人却争辩当天风浪大，驻下了六七网，渔获不足两百担。

“他们各执一词，就连前些天看过的电影，也都记不清。我心里想，才几天前的经历，就记不得了，那如果用文字记录下来，日后大家说法有分歧，我拿出文字记录核对，多有意义。而且，写日记，既能练字，还能留存记忆，一举两得。”

当天，吴南清趁船只停靠码头，在石浦百货商店买了一本小笔记本，还买了一支价格不菲的“英雄”牌钢笔。

从此以后，每天写日记，成为青年吴南清在大海上的日常。

1972年4月17日，是吴南清提笔写日记的第一天。

“今天是4月17日，农历三月初四，西南风5级，风浪2~3级。早上海面有大雾，最高温度17~18摄氏度，下午雾散，1点钟渔船出海，5—6点到达渔场找到鱼群。我们吃过晚饭，7点钟下网抲鱼。第一网抲上了小的大黄鱼40担左右，第二网抲上了七八担。到11点抛锚睡觉。煮鱼吃。”

一担，是一百斤。

20世纪70年代的大海，依旧活跃着大量的大黄鱼群，而不是如今的模样。

吴南清的日记，短短数百字，简单，却真实还原了当时渔业的盛况。在我一篇又一篇翻看的日记中，对于抲到大黄鱼的描述非常多见。

“1977年3月12日，今天听到消息，据说东130海里五对船抲着六千担大黄鱼，在将军帽东南30~40海里抲着大黄鱼，也有几百担，一般网头七八十担。”

“1977年5月7日，今天生产收获情况：东门船在东福东生产，抲着目鱼和大黄鱼，好的一百多担，夜产几十担。本队决定今晚开船。晚上到石浦陆军球场看电影。”

“1977年5月22日，早上6点钟在水深23米抲一网，一百多斤大黄鱼和鲳鱼。1号船今天拖网作业，拖一网十多担大黄鱼和鲳鱼。”

“那时候，一百斤鱼也就9.5元、12.5元，一斤就几分钱，好的鱼才几角钱一斤。”吴南清说。

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收入，“1977年12月13日，本队今天发下鱼资，每百分40元。”

有一些日记，渺渺几句，记录了渔民的艰辛。

“1978年1月31日，今天早上，铜钱礁有一条小船摇到延昌去，在靠近延昌港内，被普渔沙岐船撞翻，小船上六个男人全部下水，幸好小船没有沉没，人全部救上来。船上渔民随身带的物品损失较多：有些人失去粮票二百多斤、人民币四十多元，有些人损失十多元人民币。”

“1977年12月17日，今天本县渔业指挥部召开全县渔业全年大会，东门受奖一面，全年超万担红旗。”

短短几个字，当年的渔业盛况，扑面而来。

“1978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初八，有雪，是我们俩结婚大喜的日子。”

短短一句话，记录了吴南清结婚的日子。婚后第三天，他的日记里又写道：“今早本队船开船。因风浪大，开到洋的船也驶回渔山停泊。夜里风力减弱，我们11点开船。”

从1972年4月到1983年年底，整整12年的时间里，吴南清总共写满了13本日记，累计达56万字。

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包含气象、气温、风浪、作业渔场、渔获情况以及作业流程，还有海上事故、海事纠纷、自然灾害、渔情变化，以及返航后的休闲娱乐（以看电影为主）、渔村婚丧嫁娶、祭祖祭海等渔家风俗。

“我把我亲身参与、亲眼所见的，全部记录下来了。”吴南清说。

此后，他因为升任船老大，需要记录航海以及捕捞日志，和日记重复，又因为常年出海劳作，右手患上严重的网球肘，疼痛难忍，就此停笔。

13本日记，在他小心翼翼地用布妥善包裹后，放在了家中的樟木箱底。直到2021年10月，他和象山县渔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伊建新的一次偶然闲聊。

“伊老师把此事汇报给了当时宁波渔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何其茂，他闻讯后立刻登门，见到我的13本日记后，非常激动，说这些日记真实还原了上世纪70—80年代东海渔业与渔民生活的原生样貌，是研究宁波渔文化的珍贵史料。”

这些日记见证了渔船从木质小船到后来的木质大捕船，又从帆船到机帆船，直到现在钢质的大马力渔轮。也见证了大黄鱼从一网几百担到几近绝迹，见证了乌贼从寻常渔获变成稀罕物。

如今，《闯海》正式出版，这些原本只为“留存记忆”而写的文字，终于被更多人看见。

吴南清说，他最高兴的不是出书，而是后人还能通过这些日记，知道东海曾经有过那样鱼群汹涌的日子。

吴南清始终记得一件事，也是让他最高兴的一件事：1983年冬至那天，他在捕鱼时捕到了大网头大黄鱼，抲到了两万斤大黄鱼！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