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讯 2025年1月，一次出差中遭遇的强制猥亵，倾覆了魏莹（化名）平静的职场生活。事发后两小时，警方迅速抓获嫌疑人。

2025年5月，安吉县人民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

刑事部分看似告一段落，但对魏莹而言，另一场更为漫长、煎熬的抗争才刚刚开始——2025年9月，杭州市滨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魏莹在事发后所患的“急性应激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属于工伤。这让她成为全国范围内，已知的第二例因精神损伤被认定为工伤的女性劳动者。

但这并非终点，魏莹和她曾经就职的众腾人力公司起了争议，焦点从“是否算工伤”，转向了“工伤待遇如何落实”。该劳动仲裁案原定在2026年1月7日开庭，但前一天，魏莹接到法院电话：公司称“未收到开庭通知书”，开庭延期。

发稿前，潮新闻记者尝试联系众腾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总裁办王先生，电话无法接通。此前，记者曾拨通过王先生电话询问魏莹一事，但王先生直接挂断了电话。

客户骗取房卡，对当事人强制猥亵

此次延期，让魏莹准备了数月的材料，和那张前往杭州的车票，一同被骤然搁置。她的心再次悬在半空。

时间距离那场噩梦发生还不到一年：2025年1月13日，入职猎头公司不到半年的魏莹，临时被通知与杭州分公司总经理万某前往湖州安吉出差。

当晚应酬后，客户金某热情地为他们开好了酒店房间，并邀请去KTV。“原本当天是要赶回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县的，但领导同意了，我也只能留下来。”魏莹回忆说。

接下来，“喝嗨了”的金某开始不断讲述露骨的荤段子。作为现场唯一的女性，魏莹感到强烈不适，提前离场，独自返回酒店房间。与男友视频聊到睡着的她，却在深夜被惊醒。

判决书还原了她不愿回想的一刻：金某刷卡进入房间，趁魏莹酒后熟睡之际，采用手摸胸部、生殖器接触下体等方式实施猥亵。

魏莹反应过来，冲进卫生间反锁住门。几分钟后，她听到金某的声音从卫生间门外传进来：“不用害怕，我什么都没做，如果觉得吃亏，可以报警。你看，门后面这个锁是可以反锁的。”

金某是谎称东西落在房间，骗到的房卡。待他离开，魏莹第一时间报了警。当地警方反应迅速，魏莹了解到，次日凌晨1点多，金某已经被传唤至派出所。

2025年5月14日，金某因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魏莹告诉记者，金某曾多次试图以赔偿换取她的谅解，直到开庭前一周，她才最终签下谅解书。

签署谅解书的前夜，本是邀请朋友庆祝她与男友即将结婚的聚会。但酒醉的魏莹在聚会上崩溃大哭，对留在现场知情的朋友和爱人，反复说着“对不起”。

如今再回想那个夜晚，心理医生认为那是“一种对内心亏欠感的宣泄”。魏莹无奈地表示，当时律师曾坦言，此类猥亵罪的刑期通常不会太长，接受经济赔偿或许是更现实的选择，“但情感上，我始终过不去那道坎。”

身心崩溃后获“精神工伤”认定

尽管高效的司法程序为她伸张了正义，但魏莹的内心世界无声崩塌。

回到杭州后，魏莹会不自觉地手抖腿软。案发第5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诊断证实了她的感受：急性应激反应。

与公司的拉锯几乎同步开始了。起初，总经理万某同意她请假，考勤记为“外出”。但一个月后，公司要求她复工。“当时精神状态没有好转，躯体化反应也在加重，无法正常工作。”魏莹记得，当万某知道后，便要求她主动辞职。

公司提出5000或1万元的个人补偿，但魏莹要求公司按照正规的辞退补偿流程处理。

魏莹提供的门诊病历照片 受访者供图

2025年2月27日，魏莹拿着三甲医院的医疗证明再次向公司请假，再遭拒绝。即便她联系了总裁说明个人情况，依然未能解决。

协商无果，魏莹在社交平台公开了遭遇。据魏莹回忆，在舆论压力下，公司曾单方面向她账户转账10万元，并派高管前来“道歉”。魏莹担心有问题随即报警，并向公司提出要退还。

正是在这段至暗时刻，她看到了天津崔丽丽案的报道，这是全国首例因职场性侵导致精神损伤而被认定为工伤的案件。这束光，照亮了她前方的路。

2025年2月24日，魏莹通过“浙里办”APP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附上了案件材料、就诊记录、劳动合同等一系列证据。

但由于当时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申请程序一度被中止。直到同年5月，魏莹提交了生效的判决书复印件，杭州市滨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正式启动了“伤与非伤”的鉴定流程。

魏莹回忆，当时杭州还没有可以鉴定精神类伤与非伤的机构，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反复开会讨论，决定参考崔丽丽案件作出尝试，“听说工作人员也给崔丽丽那边打了电话，了解办案流程。”

崔丽丽也向潮新闻记者确认，杭州滨江区相关单位致电她，询问工伤认定的相关流程。在崔丽丽看来，这是一种进步。

魏莹的鉴定被安排在杭州一家精神类医院，需向医生再次讲述事发当晚的全过程，“我讲到一半，眼泪根本无法控制。”当晚，她又一次失眠，甚至伴有发晕、恶心、心悸。

2025年9月11日，认定书终于下达。

“很开心，我收到那份文件以后有一种努力许久，终于被认可的感觉。”收到文件的那一刻，魏莹几乎四肢瘫软倒在沙发上，过了许久才恢复正常。

魏莹提供的工伤认定文件 受访者供图

此前，记者曾联系杭州市滨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负责该案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由于案件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以及第三方公司，不便回应。滨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接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案件当事人可来访查询，不便接受采访。

围绕“工伤待遇”的持久战

如今再回忆工伤认定顺利，魏莹说，在于她第一次就诊时，清晰向医生陈述了遭遇与症状的关联。医生在病历上明确写道：“因遭遇刑事案件，导致恐惧、抑郁状态。”这份建立了直接因果关系的病历，成为后续认定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拿到认定书，魏莹以为终于可以厘清经济赔偿，安心疗伤。但现实出乎她的意料：公司出具文件，将她的停工留薪期“暂定”为5.5个月，并口头承诺补发工资。但魏莹表示，自2025年6月起，公司便以“医疗期已满”为由，拒绝批准她的病假申请，强行将之记为事假。待到工伤认定结果尘埃落定，公司以其“此前请的是事假，无法提供对应病假条”为由，拒绝支付这期间的工资。

实际上，因病情反复，她自2025年9月起至今仍在持续病休，“最近公司又莫名其妙发了2000多元。”

2025年底，魏莹线上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欠薪并承担全部自费医疗费用，总计两万余元。“钱真的不多，但我就是忍不下这口气。”魏莹说。

魏莹称，工伤认定后，因公司一些行为带来的二次伤害，导致她现在用药加重了剂量。

2025年12月26日，知道开庭日期后，本就失眠的魏莹，几乎每晚都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她说，开庭延期后，法院解释，因快递被对方拒签退回，无法视为“缺席”，必须重新安排。

开庭时间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

魏莹感到无力。“搬到上海后，我曾有几个月状态好转，甚至开始尝试将经历写成剧本。”但去年9月因工伤事宜与公司再度交涉后，一切又跌回谷底。“什么都干不了，整天陷在这件事里。”

如今，魏莹坚持着内心的一口气：“凭什么被这么欺负？”丈夫的陪伴是她最重要的支撑，在她最糟糕时辞职照顾她，陪她搬家。

她也收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暖与托付：社交平台上，有无数遭遇相似困境的女性给她发私信求助。

虽然，她也遭到大量恶意攻击，以及无处不在的“受害者有罪论”，有人质疑：“住酒店为什么不锁好门？”这些声音依然会刺伤她：“我会害怕，但又忍不住去看。”

魏莹说，等尘埃落定，她要把完整的维权流程写出来，告诉更多姐妹该怎么走。她依然在等待一个公正的裁断，也等待着与自己和解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