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毫米,184颗水稻穗轴
水稻穗轴的形态,构成判断水稻驯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基盘粗糙或形态不规则的穗轴,意味着水稻的落粒性弱,这就减少了收获前稻谷自然脱落所造成的损失,被认为是典型的驯化性状。想找到被人类驯化的水稻的踪迹,就要找到这种“驯化型”的穗轴。
将显微CT的精度缩小到0.01毫米,安婷团队在陶片上发现了184颗水稻穗轴。
这背后是研究者与陶片朝夕相伴的3年。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生张之恒,2021年9月博士入学至今,一直埋首研究上山陶片。他回忆,在收集基础印痕信息的3个月里,自己每日的固定活动,就是午饭后骑30分钟的电动车,赶到建工实验大厅,在X光计算断层扫描和多尺度模拟实验室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
用X光断层扫描陶片,三维重构数字影像,透视陶片内部,瞪大眼睛观察那些微小的、挤在一起的裂缝和孔隙,使用软件“抠图”,处理数据,还原空腔的形态,渲染三维图像……这些工作,花去了张之恒近3个月的时间。
如何判断一个空腔的本体是否为稻谷?这就需要对比多张空腔的断层切片。
面对着二维图像,张之恒努力调动着自己的三维想象。
“寻找小穗轴的难度系数更高。”张之恒说,小穗轴位于稻谷基部,保存状况不一,形状往往千奇百怪。如何快速分辨它?为此需要浏览大量的样本,养成对小穗轴形态的敏锐嗅觉。
研究之初,张之恒常将各种其他物体错认成小穗轴。经安婷提点后,他搜集了大量考古出土的或现代小穗轴的样图,每天得空了就盯着看,并通过显微镜观察现代的稻谷,来训练自己对它的辨识力,熟悉水稻的结构。有段时间,无论走路吃饭睡觉,小穗轴的形象都时不时地在张之恒的眼前清晰浮现。一个月后,张之恒终于能迅速熟练地判断一个印痕是否为小穗轴,不再犯错。
14微米,这是陶片样本距射线源最近时的距离。张之恒带着两枚陶片通过CT扫描环节的“重重关卡”后,迎来了胜利时刻——他不停地向彭宇“取经”,调试设备参数,学习扫描、提取技巧,最后,终于如愿得到了研究所需的图像和数据。
安婷团队的研究再次证实,1万年前的上山人成功驯化了稻谷。1万年后的今天,一个考古专业学生,在开展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也成功“驯化”了一台工业CT机。
“这次研究让我见识到了交叉学科的魅力。一旦找到了适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很多看似普通的考古材料都有进一步诠释、探索的价值。”张之恒说。
看见人类文明兴发
“我们的研究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或许因为切中了农业起源研究的瓶颈问题。”安婷说,农业起源的意义不言而喻——当人类开始耕作定居,便有了故乡,有了礼乐,秩序,文明和信仰。水稻起源研究,又是农业起源的“重头戏”。
哺育世界上50%人口的水稻从何处来?人类何时将其驯化?最早实现水稻驯化的地域是哪里?
对于水稻的前世今生,人们充满好奇。考古界对水稻追踪的目光,又与向1万年前上山时期的远眺叠在一处。
许多学者相信这样一幅历史图景:从洞穴走向旷野的先民,曾在长江下游地区将采集而来的野生稻种进土壤。当这粒稻谷伴着史前时代的雨露阳光生长,人类关于农作的智慧及人类文明自身,都开始向上攀爬。安婷团队引入显微CT新考古技术,为这一图景提供了全新的证据,也为继续搜寻新证带来新工具。
安婷团队还在上山陶片中发现了大量稗壳。
一些学者曾提出猜想:在上山时期,稗草或许和水稻并列,同是人为栽培的重要粮食作物。显微CT在陶片中发现的稗草痕迹,为这一猜想提供了初步的考古学实证。
作为古人粮食库多元性的例证之一,稗的发现对丰富我们的粮食结构,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同样意义深长。
“目前,我们非稻即麦的粮食结构是较为单一的,于人类的食品安全不利。一旦巨大的气候变化诱发作物减产,我们将被恐怖的饥荒灾害笼罩。古人多样的粮食选择,将为我们丰富粮食库提供参考。其对人类文明的延续,同样意义深长。”安婷说。
“这项研究,可以让我们向遥远的农人智慧汲取经验。”浙江省农科院农发所副研究员顾兴国认为,人类文明,始于农业兴起,形于城市出现。证明10000年前出现世界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生产的上山文化,因此可说是人类文明形成的标志。
而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当下,品种单一、土壤污染等重重问题,使粮食生产面临不可持续的威胁。安婷团队对稻作起源的研究,除了为“浙江是稻作的源头”提供佐证外,也在提示着我们已有万年的稻作生产在历史上的可持续性,考证古代稻作品种、土壤管理技术,为我们维护今日粮食安全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