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讯 11月5日至6日，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召开。

这是中央首次召开社会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当下，社会工作已成为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标准配置。已阅君了解到，北京市、浙江省、广东省、陕西省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交流发言。

中央为何高规格部署社会工作？做好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是什么？浙江又做得如何？

11月5日至6日，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召开。新闻联播截图

一

这几年，社会工作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

之所以“热”，是因为这项工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结构变化明显——城乡界限趋于模糊，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利益诉求日趋多变，价值取向丰富多元。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系统的复杂程度与不确定性，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一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则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二十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战略部署中，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工作有关任务。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则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社会工作领域改革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等一系列部署。

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

以组建社会工作部为例，2024年1月12日全省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后的第2个工作日，浙江省委社会工作部就挂牌了。3月8日前，11个设区市均挂牌成立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到3月底，全部县（市、区）的党委社会工作部挂牌并实质运行，速度位居全国前列。

不仅如此，除了杭州、宁波两个副省级城市外，浙江其他9个设区市和所有县（市、区）党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均由党委副书记担任，体现了浙江各级对社会工作的重视。

二

面对新形势，必须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上，有一项内容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那就是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

这几年，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并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兴起，聚集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大量以灵活就业为主的新就业群体。

这些群体流动性相对较高、灵活性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群体，既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对象，也是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

对平台经济发达的浙江而言，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不仅能够加强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也能通过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促进这些组织健康发展。

一些行动已经展开。

比如，运用多种方式收集和解决新就业群体的诉求。

10月25日，一场恳谈会在衢州市滴滴服务站举行。衢州市相关部门的处室负责人，和8名网约车企业负责人、网约车司机代表坐到一起，听取他们对全市网约车司机关心的车辆保险、社保缴纳、平台派单、平台规则等提出意见和诉求，并一一答复。

活动看似平常，却拉近了党委政府与新就业群体的联系，让越来越多的新就业群体感受到温暖。

在衢州乃至在浙江，这样的恳谈会是了解新就业群体诉求的一环。在浙江，线上通过“民呼我为”码、“企呼我应”码，线下借助小哥驿站、企业社区等服务阵地，有效畅通新就业群体的问题诉求反映渠道。同时在不少地方，这些问题诉求的解决还会有类似“好差评”的评价机制，让新就业群体自主评判服务质量。

更多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暖心之举，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发生。

有的地方关注他们“舌尖上的幸福”，开放社区食堂、党群服务中心等，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推出实惠套餐。有的地方安排空间设置“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医疗、便利服务等支持。还有的地方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基层治理，鼓励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基层治理的短板漏洞，并对新就业群体中佼佼者进行表扬。

今年9月29日，浙江省召开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座谈会。

会议提出了多项要求，包括筑牢服务阵地、畅通诉求渠道、完善保障机制，持续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积极推动新业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

三

社会工作面对群众广泛、联系群众密切、服务群众直接。

随着人民群众的需求越发多样化，社会工作尤其是推进基层治理时，面临的情况也更加多元。

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对此专门要求，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做好人民建议征集，发展志愿服务事业。

实现这些目标，关键在人。

这一点，诞生于浙江的“枫桥经验”有着最为直接的体现。“枫桥经验”发展到今天，一大鲜明特色就是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激发社会各方面参与基层治理的活力，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制度。

多年来，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汇聚社会各方面力量。这其中，既包括新就业群体，也包含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

首先来说社会组织。

这些年，浙江一直在扶持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等社会组织，发动他们参与基层治理。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有6.97万家社会组织，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 24.4 万余家，数量居全国前列。

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诸如“红枫义警”“武林大妈”“海岛渔嫂”“天宁评谈”等一批在全国都有知名度的基层治理范例，诞生在浙江城乡社区，并逐渐走向全国。

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在浙江也随处可见。

2024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阶段，浙江的报考人数达到30.4万，比去年增加6.4万，占到全国近六分之一。

报名火热的背后，是浙江各地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真金白银的支持。在宁波，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证的，可以获得最高5000元/人的补贴；在金华，考取高级社会工作师证书的，奖励更是高达一万元。而在浙江的一些县（市、区），只要能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并被聘为专职社工，每个月都能获得200元到600元不等的津贴。

这样的投入，让“考证”在社区工作者中蔚然成风。截至目前，浙江持证社会工作者27.5万人，居全国首位，占到全国的近五分之一。

有了更多专业力量的加入，儿童福利、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社区矫正等发生在基层、亟待在基层解决的问题和诉求，得到更为精准高效的化解。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一支队伍同样活跃在浙江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那就是志愿者队伍。

目前，全省有注册志愿者近2000万，活跃志愿者近1200万，占常住人口18%，远高于全国6%的平均水平。

这些志愿者广泛参与基层乡村振兴、邻里守望、平安建设、文化惠民等工作，成为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解决具体民生问题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明确指出，做好社会工作是全党共同责任。当更多群体、单位、部门参与这项工作，发生在社会角角落落的民生关切才能更快地得到回应，基层才能更具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