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丨石头上的字，发现隐秘的角落

“你好，请问这座山是移来的，还是自然就有的？”

“它叫飞来峰，但它是从地底下涌出来的。”

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前几天，我在青林洞里听到了一些“日常对话”。

日常——飞来峰和它北面的灵隐寺，隔着冷泉溪相望。但是，很多游客来这里，习惯直奔灵隐，对于隔壁的飞来峰，像我这样的老杭州，第一反应也是如此——飞来峰？不就是几个“哈喇菩萨”和济公么。

也不日常——这几年，来飞来峰访碑探石的粉丝，越来越多，他们看到的飞来峰，似乎和我们完全不同——石缝里的传世书法名作、宋代服饰史现场教学、某位古人的花式签名、吴越王钱镠的叹息、康有为的题名……在史料和著录之外，飞来峰居然三天两头有“首次发现”，它所传达出的信息过于密集和丰富了。

飞来峰里究竟有什么？恐怕我们未必能说出更多。它对杭州人来讲，是日常的，熟悉的，也是陌生的。

这些年，很多人在重新打开它们——包括飞来峰在内，石窟造像、摩崖石刻，已经成为一个热词。

2020年12月起，在浙江省文物局的指导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专业牵头单位，“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全面启动，共核定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87处，其中新发现16处。今年，《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正式出版。

而就在上个月，浙江首部8K超高清纪录片《飞来峰》首播。不用人挤人，大家可以近距离“触摸”到飞来峰的石窟艺术。同时，《杭州飞来峰摩崖萃珍》也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1】

相比北方石窟寺的人工凿窟，西湖周围的群山，天生丽质，无需凹造型，自然形成了很多造型奇特的石灰岩岩洞。而杭州的雨水，千万年来与它相融与共，逐渐形成了洞窟，崖壁嶙峋、异石耸秀。

923年，后唐取代后梁，后唐庄宗赐钱镠金印、玉册，钱镠从此称“吴越国王”。吴越境内，湖山宁静，生活安定，经济不断发展。开杭州石窟摩崖造像之先河的人，便是钱镠。

吴越国时期的现存石窟，几乎全部分布在杭州西湖周边，包括圣果寺、资延院（慈云岭）、石龙院、神尼塔、灵鹫院、石屋院、烟霞院、慧日永明院（净慈寺）、天龙寺、香严院（九曜山）等寺院造像，其中部分造像属于钱氏王家敕建，国王亲自“监督”。

总体而言，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八成以上的龛窟集中在杭州地区，尤以五代吴越国和元代开凿数量最多。因为杭州作为吴越国和南宋都城，自五代起就是两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进而言之，杭州甚至可以称为10世纪以后中国石窟造像的中心。

浙江石窟造像，包括了多种佛教造像题材，以及少量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造像。其中，布袋弥勒、白衣观音和十八罗汉的题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纪佛教持续中国化的典型反映。而飞来峰弥补了我国古代石窟造像唐末衰落后的缺环，从五代十国至明朝，保存完整和比较完整的有300多尊。比如吴越国时期的西方三圣、国内最早的大肚弥勒造像，还有开创性的十八罗汉造像，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飞来峰造像可谓中国南方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2】

自然的山水，是在与人的交互中成就美名。除了石窟造像，飞来峰还有更隐形的人文景观。

因为独特的地貌特征，飞来峰赢得“飞来”的称号。这里无石不奇，无树不古，无洞不幽，乾隆皇帝也要打卡，写下“无不奇”的点评。四爷有感，西湖的每一块石头都很奇怪。“无不奇”也是目前发现乾隆帝在杭州的唯一草书——他一般写行书的。

乾隆的这一草书，正是当代金石爱好者奚珣强发现的。

飞来峰全山的摩崖题刻，是整个杭州乃至江南一带摩崖题刻最为集中的区域，跨越多个朝代。现存摩崖题刻330多处，其中大部分为当代人的新发现，这个数字已远超清代金石学家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所录。而这个数字也并非终点，随着现代访石人的脚步，新发现还会——或许正在增多。

试想，如果人们仅仅对着著录按图索骥，那么飞来峰里的隐秘角落，我们或许永远看不清。

清代翟灏等合著的西湖导览手册《湖山便览》，写了一段飞来峰。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读完发现，错误很多。比如，把“胡承德”误作“胡承恩”，“乾兴元年”误作“乾兴二年”（乾兴只有元年，没有二年）。如果我们按照这段话去找造像，会越找越糊涂，如果不去实地查看，就会错误百出。

飞来峰天天都有新发现，一点不夸张。

过去几年，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邵群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许力，在天天走过的路上，发现了新的北宋题记——苏轼的好朋友、北宋文学家晁端彦“侍亲来游”。熙宁十年（1077），他陪着自己的亲属来游玩。这处题刻就在冷泉溪北岸，飞来峰康熙榜题的边上，“这么天天走上走下都没有看到。”

许力说，飞来峰的摩崖石刻，奠定了西湖摩崖石刻群的底子。西湖摩崖石刻群最重要的几件，都在飞来峰。

卢元辅的《游天竺寺》诗刻，许力和邵群找了好多年，一直没有发现。2020年的一个雨天，两人继续访石，经过很多崖壁，树叶也没清理。

走着走着，邵群说，上面太冷清了，没什么人。

此时，保安又出现了。

“我要感谢一位保安，姓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不是离开灵隐了。我希望他能够看到这篇文章。”

那天，小张保安陪着他们上山。因为他有执勤任务，要先下山。他把两人带到一处，“大概在这个周围，我曾经看到过字，但我不知道，你可以在这个附近搜寻。”

此地偏僻。邵群和许力沿着山壁来回走了好几遍。他们怕走错路，而周边的崖壁上，并没有字的痕迹。

就这么来回几次之后，在水塘的内侧，许力一只脚差点要陷进去，还好有根树枝伏在上面。他们就踩着树往里壁走。许力看到，呈皱褶状的崖壁上，隐隐约约有字。

傍晚，夕阳照在崖壁上，反光很容易看到字的凹痕，首先看到的，就是“大唐”两字。

兴奋。

卢元辅题诗的第二行，就是“大唐（此二字系后人加刻）杭州刺史卢元辅”。难道这就是我们找了那么多年的卢元辅诗刻吗？

倒挂的荆藤、树枝挡住了视线，他拿着手机，隔着藤蔓，先拍了一张照片。站在路边，他们两个再扒开树枝一看——卢元辅。

“他很兴奋，激动死了，跟疯子一样。”邵群说。

为什么疯？

卢元辅是杭州刺史，是诗人，这又是一首写杭州的诗——唐元和八年至十年间，卢元辅来杭任刺史期间所留。但这首诗连《全唐诗》里都找不到，未载。“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你忽然觉得你跟他在这里遇到了，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1000多年后，即将离任的杭州知府薛时雨与一众友人来访，并留下题记。而同游者谭献为此赋诗，叙其经过，通过他的《复堂诗》保留下来，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前人远隔千年的交流。

【3】

这样的寻找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下天竺那些连阮元认为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被人凿毁的唐代摩崖题记，都被奚珣强和金石爱好者群体“至微堂”一一寻回。

有人说，这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实体版。

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著录过一处摩崖石刻，被列为浙江唐代摩崖之最——唐源少良等题名。

为啥是之最？看题刻时间：天宝六载（747)，距今1275年。这是目前为止西湖摩崖题刻中年代最早的一处，距今近1300年，也是杭州西湖地区见诸文献的最早摩崖题刻。

但是，原石究竟在哪里，藏在西湖哪个角落，无人知晓。各机构及民间，也从未有拓本现身。

奚珣强在西湖群山的犄角旮旯跑了十年，也没找到，几乎放弃。

2021年12月13日，照例是老奚的巡山日。经过下天竺，有一块崖壁上的元代榜题，很好认，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字大——上面刻了三个大字：璎珞泉。这是元代僧人行之的榜书景名。

但是，借着手电的光，奚珣强突然看到这三个大字下面，居然还有字。

对照前代金石学者的文本著录，石头上的这些字迹，是三处题刻，而且是不同年代——一处唐刻、两处宋刻（北宋一处，南宋一处），也就是说，跟考古地层一样，这处年代最早的唐刻，被叠压在宋人和元人的题刻之下。

1200多年后，它被奚珣强的眼睛发现了。202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这方题刻的发现，真的攻克了很多摩崖的难题，把杭州摩崖的历史提前到了1200多年前。”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说。

唐萧悦等天竺寺题名，也是老奚找到的。

萧悦是白居易的好朋友，官很小，只担任过太常寺奉礼郎、协律郎，主要负责祭祀和节庆礼仪之事。他生活节俭，画画很好，画竹子最拿手，有一次为白居易画了十五根竹子，白居易回复了一首《画竹歌》：

萧郎萧郎老可惜，

手颤眼昏头雪色。

自言便是绝笔时，

从今此竹尤难得。

阮元虽然在《两浙金石志》中记载了这一方题刻，但是，他说原刻当时就已经被毁了。谁知道，又被老奚找到了。

奚珣强说，我们见不到白居易在杭州的痕迹，但萧悦的题刻，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白居易诗中描写人物在这片山水之中的行迹。这就是唐代西湖文化最有价值的证明。

魏祝挺说，源少良、萧悦、王澹，这三方唐刻，至少从阮元开始就认为已经不存。200年来，因为当代人的寻找，它们第一次现世。

【4】

近70年来，浙江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山间洞壑里穿行、摸爬，这座江南石窟造像的宝库，不断打开、丰富、扩展——

那时，是先生们在找。

1955年，为了解西湖周围的石窟造像和摩崖龛像的情况，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摸家底，首次专题调查了杭州古代石窟造像。

文管会委员兼研究组组长朱家济带着王士伦、黄涌泉到飞来峰、烟霞洞、石屋洞、南观音洞以及城隍山、凤凰山、葛岭、慈云岭和江干天龙寺后山、净慈寺后面的石佛洞等处实地查看，收录造像题记，首先确定题记造像的年代，再以风格上的相似性类推了一些无题记造像的年代。

这次调查工作纠正了清阮元辑《两浙金石志》中有关造像地点的若干谬误。包括题记文字与34张黑白图片在内的飞来峰石窟调查成果，发表在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湖石窟艺术》。

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飞来峰造像全面搭架，展开实测、摄影等考古调查工作。

当初跟着朱家济先生跑遍飞来峰的王士伦先生接棒了，作为第二任所长，他委派劳伯敏负责实际考查工作。劳伯敏于1986年发表《关于飞来峰造像若干问题的探讨》 ，考证了飞来峰青林洞内小型造像的题材、年代，归纳出“咸平造像”的特点，纠正了此前研究中的一些偏差。

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于飞来峰造像蕴涵的价值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文史学者赖天兵先生著有《汉藏瑰宝：飞来峰造像研究》，对历代学者对飞来峰造像的研究做了综述，就造像的题材背景、风格特征、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展开了深度剖析。

飞来峰有很多幽闭着的门，当你触摸到的时候，门便打开了。门的背后，隐藏着无数故事，风云开阖。如今，新一代西湖石窟造像守护者，正用自己的方式，打开那一扇扇门。

关于飞来峰造像，可以讨论和研究的空间还有很多。

魏祝挺说，飞来峰造像的核心价值，传统观点认为其保存了江南规模最大的一组藏传佛教造像。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姑且不论青林洞、玉乳洞尚多吴越国和北宋造像。宋元鼎革之际，杨琏真伽在开凿藏传佛教造像之余，也有一批具有江南“汉地风格”的造像。

还有，第68龛“布袋和尚与十八罗汉”是飞来峰的经典造像，传统认为它是南宋造像，但今日学界有了新的断代，公认其开凿于元初。布袋和尚与十八罗汉，神完气足，与自然山体巧妙结合，代表着汉地美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在飞来峰寻找绝响已久的“宋韵”，即南宋临安城的造像艺术，这一曾被长期遮蔽的视角，恰恰可以揭示飞来峰造像在宋元之交的时代和价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