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华文明的摇篮。一万年的文化史，众多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物，勾连起长江的古与今。

“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专题报道推出：“文物篇——镇馆之宝请出列”，通过对长江沿线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性文物古迹等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的探访，挖掘长江沿线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共叙长江文化渊源。

“策展人很罕见地给玉琮王打了个侧光……”

前不久，经常拍摄良渚文物的摄影师李慧力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起自己去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拍良渚玉琮王的新体会。

“肯定是为了普通观众能看清楚神人兽面纹而特意打的这个侧光，侧光凸显纹理。等一个观众从侧面路过的时候，就可以拍出‘良渚神人凝视’的效果。”

感受到王的凝视了吗？

浙博之江馆的玉琮王 李慧力 摄

【1】

如果要说“天下第一”琮，指的就是这件良渚反山王陵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登上《国家宝藏》的国之重器，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出土时，它像枕头一样，正面放置，“枕”在王的头下——位于墓主人头部一侧。

反山M12主要随葬器物放置示意图 方向明手绘

这件玉琮，重达6.5千克。直槽上，雕琢了8幅火柴盒大小的完整神徽，神人的脸和冠帽、神兽的大眼睛和鼻子嘴巴，都用上了浅浮雕的技法，神人的上肢和神兽下肢，则用阴线刻划，极尽繁复，是良渚微雕的杰出作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量过，琮王身上神像的兽眼眼珠只有二三毫米，是用什么工具钻刻的？大的管子，可以理解是毛竹，小的呢?

做动物考古的宋姝又进行了观察和测量，发现麻雀肢骨的截面直径约在1~3毫米，而雉肢骨的截面直径约4~10毫米，以桡骨和尺骨骨干的截面直径最小，而且最接近圆形。可能只有像麻雀这类小鸟的肢骨截面直径才比较接近兽眼的尺寸。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就是用骨骼来钻刻的。也有人实验考古，用狗尾巴草进行小口径管钻，也可行。

玉琮王

【2】

玉琮王的发现，得说到反山的故事。

1986年，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江苏已经拿出了草鞋山遗址，上海有青浦福泉山遗址，浙江，良渚文化的命名地，怎么没花头?

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划。一切自然落到了史前室的5个人身上：牟永抗、王明达、杨楠、芮国耀、刘斌。牟先生是室主任。

老中青三代分头行动。王明达和杨楠在反山工地发掘，牟永抗带着刘斌和芮国耀在吴家埠工作站整理资料，写论文。他们约定，一旦发现良渚文化墓葬，整理工作立刻停止，大家一起投入发掘。

反山并不叫反山，只是属于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的杂地。雉山村有陈家弄、沈家村、费家头等自然村，这三大姓的村民都是当地世代居住的原居民。反山地势较高，种竹、茶和山芋等。20世纪50年代，反山的南边，有七户人家定居，叫“翻山组”——翻过山的一个组。为什么是组？人民公社的基层组织结构是这样的：公社—大队—中队—组。从雉山村来此处要翻过一座山，但这个“翻”字太难写，村里人普遍写成“反”。“反山”之名由此而来。

1986年，余杭长命乡农机厂要转产，准备筹建长命制动材料厂，选中了反山周围的大片土地，准备在山上取土，并把厂区北围墙建在反山顶部北缘。文保员费国平发现了，马上向考古所报告。他就住在雉山村，对这里太熟悉了。1977年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后，被考古所聘为合同工，1991年进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如果没有费国平的报告，建厂取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就不会有反山的发掘了。

王明达、芮国耀和费国平去山上踏勘，发现了一些碎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偶尔也能见到一些良渚文化的小陶片。他们判断的标准是“熟土”，发现“熟土”有时比捡到陶片更重要。王明达确认，反山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熟土墩。

1986年5月8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进驻反山工地。5月9日，反山正式开始发掘。5月6号临出发，在杭州环城西路的办公室，书记、所长、副所长都来找王明达：“阿达！你们要去反山挖600平方米钱不够的。”

那年，全所40个编制，连工资在内11万。各考古室全年发掘经费8000块，二室在海宁三官墩遗址发掘花掉了3000多元，只剩下4000多元。再加上工人费每天一块八到两块一，挖600平方米显然不够。

大家“纠缠”了近1个小时——“我的脾气你知道的，我站起来桌子一拍：挖不着，不用4000块；挖得着，钱就不用担心了。要出发了，要么你们把我领队换掉。”王明达说。

1986年反山遗址秋季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3】

大家确实心里没底。发掘工作持续了十多天，挖了11座砖室墓，良渚文化的墓葬影子也没见着，此处是否就是汉代墓地?

5月19日晚上，王明达在工地给大家开会，鼓励大家要坚信原来的判断，强调接下去拆除墓砖后，发掘深度会达120厘米左右，每下挖10厘米，一定要把各探方的平面铲光，辨别土质土色，特别要注意寻找墓口，必须在领队确认没有迹象后再继续下挖。

5月28日，汉墓的清理已经接近尾声。为了慎重起见，王明达决定停止使用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一遍一遍，把地面铲得又平又光。傍晚，随着日光的移动，他们在平整的地面上，仔细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终于在3号探方的中部，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出一块灰褐色的斑土，也就是说，土坑的墓口，确认了，王明达清晰划出了长方形南北向的四边界线。

反山遗址器物提取（递玉器者王明达，清理者杨楠，摄影者为新华社摄影记者吴元柳，绘图者刘斌）

5月29日下午，他决定改用小铲，每下挖5厘米，就平整一次。半天时间，像蚂蚁搬家，他和文保员陈越南两个人只挖深了30厘米。又过了一天，已经下挖到90厘米了，没有看到任何遗物。是不是挖反了？如果挖反了，土再填回去也不能掩盖操作的失误。

5月31日下午两点多钟，乌云翻滚，要下雨了。王明达和大家商量着，准备收工。他站在1.6米高的隔梁上安排，指挥大家把探方里的松土赶快挑走，盖上塑料薄膜。这时，一直在清理的技工陈越南，从深达1.1米的墓坑里爬了上来，他是绍兴人：“王老师，这个啥西？”王明达一看，有红的，还有白点。他从160厘米高的隔梁上直接跳下，爬到墓坑里——这样一跳，其实是违反考古工作规程的，但当时，王明达实在是太激动了。

蹲在坑里，再次观察这块土，印痕上同样留下一些玉粒和漆皮。陈越南递给他一把小铲，他不敢用，在装土的竹簸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顺着土块的边缘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就是后来编号为余反M12:1的嵌玉漆杯。

他又用竹签子来来回回剥墓坑，看到了白花花的颜色，那是玉的鸡骨白。这是后来编号为97号的玉琮，这件三节玉琮，因为口高，刚好剥剔到它的射口。这也是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第一件经科学考古发掘的玉琮。

反山发掘队全体同仁在现场讨论遗址现象

雨点开始落下了。

他记下了墓穴的长宽深（露出器物的深度已达120厘米）后，墓穴用薄膜盖好，铺上一层泥土。晚上，他们冒雨回到住地，已经浑身湿透，但兴奋得很，王明达让人赶快去买几个菜来，“老酒有没有，有，拿一坛来，今晚好好喝。”他当时的原话：“我们这次发掘将要载入考古史册。”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反山12号墓，浙江省第一座良渚文化贵族大墓终于被发现了——出道即巅峰。

按照考古工作规程，确定了考古学单元之后，就给它们编号，作为出生证，原始记录，永不改变。因为反山一开始挖了11座东汉砖室墓，所以良渚第一座大墓编号为“余反M12”。墓主人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早期的一位王，也就是最著名的那位拥有琮王的“王中王”。

【4】

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

“阿达，你不要动哦。”毛昭晰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

“挖出来不好动的。”为了确证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牟永抗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

反山12号墓出土器物俯视图

“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王明达大嗓子一喊，大家围在墓坑边，除了玉琮外，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

王明达的日记里记了一笔：6月10日，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

本来的补贴——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0万、浙江越剧团10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

7月7日至10日，王明达在吴家埠工作站撰写完成《浙江余杭反山发现良渚文化重要墓地》(后刊登在《文物》1986年第10期)。10月4日全部墓葬清理完毕，10月10日全体考古人员撤离。

100天，王明达的体重从110斤降到了93斤。

反山王陵发掘现场

再插播一则琮王的小八卦。

琮王重6.5千克，怎么来的？在吴家埠工作站，王明达每天要买菜，称肉。虽然有磅秤，但被用来称煤饼了。另外还有一把杆秤，那天，王明达拿来称琮王，秤砣尽量放平——13 斤!

2003年10月，王明达手捧玉琮王在考古所的会议室，为“玉魂国魄”的第二次会议代表讲良渚玉器。

【5】

反山墓地共清理出良渚文化时期墓葬共11座（M19和M21是这座土台中的残墓，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已遭破坏）。其中9座良渚文化早期高等级墓葬，南北两排，共出土1200多件（组）随葬品，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组），占了九成，光种类就有三四十种。

反山王陵有三个最——已知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雕琢最精美的一处高等级墓地。还有一个最——反山12号墓是迄今发现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葬，如果以单件计算，随葬品数量多达658件，其中玉器以单件计共647件（不含玉粒和玉片）——几乎全是。

反山遗址的发现过程，至今依然是田野考古的经典。它创造了多个第一次，最厉害的一件事：纠正了过去认为良渚人是“平地掩埋”的认识，首次在野外确认了良渚文化墓葬存在棺椁，首次清理出良渚文化大型墓葬的棺椁葬具痕迹，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说明良渚人在5000年前就已经使用棺木类的葬具为“王”和王室成员办葬礼。

1986年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11月3日，全体与会代表参观考察反山，并在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器物。11月5日下午，严文明先生做了总结发言，题目：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他说，反山的发掘把良渚文化推上了考古学科的前沿。苏秉琦则说，浙江史前文化有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1986年，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与会代表参观反山

我们现在习惯把反山称为“王陵”，这个词，就是苏秉琦先生提的。有一次，王明达去苏先生的办公室聊天，给他看刚出的反山发掘简报。1988年，《文物》第1期以最快的速度公布了反山、瑶山两地的考古简报。简报里，称“反山墓地”。墓地……墓地……苏先生的手搁在桌上，笃，笃，敲了两下——陵！他蹦出一个字。

墓地是墓，陵是王。王明达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反山墓葬地营建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厚、玉器之多而精，还没有任何一处良渚文化墓葬超过它，这不是最高等级的贵族“王陵”吗?

【6】

反山发掘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玉器上的复杂图案，是一种类似于饕餮的兽面纹。在反山12号墓的出土玉器中，人们首次在琮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兽面像。

玉琮王

“神徽”是怎么被看到的？

过去，很多报道提到，是摄影师在照片里看见的。王明达给我看了一叠手稿，题为“浙江余杭反山发现良渚文化重要墓地”，写于1986年7月10日，反山发掘两个多月，12号墓等大墓已经出现。

“横纹、圆目、宽鼻、巨口，口中显露锋利的牙齿，形象具体真实。”在描述玉器上的图案时，他这样写道。1986年11月，纪念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他特地拍了琮王的照片，准备给代表们看看，但黑白照片不是很清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史专家吴汝祚看完照片，找到牟永抗：老牟，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给我看?

因为要向省人大汇报，需要再拍一批彩色的照片。当时，所有的器物都放在吴家埠工作站，看器物也在这里。

那天也是在吴家埠，王明达跟所里的摄影师强超美说，你看看，能不能拍出来，就拍这一块。他指指琮王上的神像。强超美查看自己刚刚洗出来的照片：看到了看到了!

兽面的两边原来有两只手！这个戏剧性场景，后来被演绎为在照片里首次发现了“神徽”。

神人兽面像

几乎所有玉器上都会刻上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像”，这个图案是良渚文化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几乎是良渚玉器唯一的主题。图案上部，是头戴“介”字形羽冠的人的形象，下部是圆圆的大眼睛、露出獠牙的猛兽的面目，下肢作蹲踞状，还有飞禽或猛兽(虎类)的利爪。神人加神兽的复合形象，或许就是良渚人心中神的样子，是良渚部族崇拜的神徽。从良渚早期到晚期，神像的造型几乎不变，完全是程式化、标准化的复刻，这是礼制的需要，更是信仰统一的要求。

这个图案到底什么意思，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知道的是，神像是各种动物元素构成的一个复合图像，我们可以看到龙、猪、鸟、虎的影子。但有趣的，不正是无解吗？

这么多种类的玉器中，神像最黏的只有玉琮。在良渚文化存在的1000年中，玉琮自始至终都与神像相伴。神像是构成琮的核心因素，是琮的灵魂。

方向明绘

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只在良渚文化核心区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江浙沪包邮区的考古专家发现，环太湖流域存在一些较大的良渚文化聚落，比如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等遗址。在没有现代化通讯的年代，神徽的分布范围，从良渚遗址核心区，一直延伸到整个环太湖地区，和良渚文化范围吻合，一像独尊，而且，它不仅在玉器上被大量表现，也见于其他材质的载体，比如象牙器、漆器、陶器等。

2010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吴家场207号墓，出土了2件通体雕琢10幅神像的象牙权杖，形制与反山12号墓豪华玉瑁镦权杖完全一致。

王把玉器分别赏赐给上海、江苏的“诸侯”，命令他们统治一方，管好当地这个区域中心。玉器上的神像，成为社会稳定和认同的标志。良渚社会开创了以玉礼器系统的礼制秩序和依此体现王权神授的统治理念，是中华玉礼制的先河，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演进奠定了基础。

（图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