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炭化稻米，不足4毫米长，呈现出斑驳的黑。它深埋在浦江一座小土丘底部，来自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2001年2月22日，徐利民走近埋藏它的那片土，用手中的笔第一次向世人宣告家乡这处文化遗址的出现。

这粒米，在4年后破土而出，惊艳众人，和它身处的那个时代一起，被命名为“上山文化”。

2019年，它带着穿越万年的秘密和徐利民再次相逢，从此成为他为之燃烧的所在。

和它一样，徐利民这一生，都深深扎根在浦江这方土地：52岁的短暂生命刻度，却与万年文脉相连；一辈子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山区小县，却总能敏锐感知时代的脉搏，与“国之大者”同频共振；他犹如一粒小小的稻种，在时代的光华雨露下，向阳而生，结出饱满的稻穗……

“赶上了好时候”

——担起“盛世修文”的使命，他用心用情投入上山文化，让世界看到它的价值

沿浦阳江上溯，稻田连绵起伏，上山考古遗址公园镶嵌其间。两幢覆盖着仿真树皮和茅草的人字形建筑内，客流不断，屋外，风吹稻响，似乎能闻到万年前的稻花飘香。

徐利民曾无数次出现在这里，见过星夜中它寂寂无闻的宁静，也看过第一缕晨光洒向它的明媚。守护3年多，他却终究没等到那些更璀璨的时刻——2022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赫然在列；2023年初，国家文物局启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工作，经过半年准备，上山文化遗址群完成申报。

“我们都期待上山文化遗址群能如愿进入预备名单，完成徐部长的夙愿。”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国萍眼含热泪，说话间，那个为上山文化倾注全部心血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

上山文化首先发现于上山遗址，它孕育着稻作文化的起源，也铭刻下先民觉醒、变革的精神标识。

“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作出的批示，印在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迎门而立的一面浮雕墙上，也始终刻在徐利民的心里。

“徐部长对传统文化的爱，是刻在骨髓里的。”虞宅乡新光村原村委会主任朱玉堂说，2007年，一位外地商人想买下村里修建于清朝的灵岩古庄园，“把这幢老房子拆掉给我，我给你们原地盖洋房。”朱玉堂转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徐利民，却差点挨批评，“这是文物，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千万不能动！”

如今的古庄园内，昔日的水晶加工作坊摇身变成创客基地，聚集手工首饰、乡村咖啡厅、民谣酒吧等数十种新业态，成为网红打卡点。

农家出生、农校毕业、做农村工作起家的徐利民，对传统、对文化总是情有独钟。

也仿佛有着注定的缘分。兜兜转转多个岗位，徐利民2019年5月出任浦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又开始和上山稻作文化打交道。他曾说，对于“上山”，他有“三怕”：一怕慢慢来，二怕“小搞搞”，三怕失机会。

“让世界看到它的价值”——徐利民几易其稿，绘制了一张跨越15年的“申遗与建设路线图”，提议上山文化遗址联盟的4市11县共同申遗。他主抓“上山”3年多，上山遗址入列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考古中国”重大课题，立项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跟在徐利民身边，浦江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方黎晨深知这背后的付出。他告诉我们，徐利民的口袋里总是备着一张上山遗址地图，往哪里一趴，哪里就是会议室。他又掏出一张自己收藏的A4纸，是前几年徐利民带着大家主动上门对接的部门名称，正反面都已经快写满了。

对上山，徐利民有一股子痴劲儿，视之为终身事业。“上山万年，文化延续从不间断。让人感到任务神圣。”他在工作笔记中写道。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一月之内三次召集和“考古”相关的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徐利民更是备受鼓舞。他不止一次和身边人感慨：“赶上了好时候，对上山的理解不断加深了。”

今年5月，我国科研团队公布在上山开展水稻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揭示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10万年连续演化史，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上山文化在世界农业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

“万年上山这几年这么火，效果这么显著，徐部长的组织、推动功不可没。”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说，为了拜访专家，徐利民总是绞尽脑汁，有时为了能见一面，从傍晚等到深夜，或者早上6点半就从浦江出发，按照对方的时间表蹲守，“坐车2小时，等半小时，可能见面只有10分钟。”

10分钟，对于万年上山来说，只是一瞬。可为了万年上山，哪怕只有一分钟，徐利民都要积极争取。

这些年，“上山文化”从单纯考古学术研究，拓展到农业领域的意义探寻。徐利民屡次前往长沙上门拜访“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袁老对于上山考古的重大成果十分感兴趣，题词“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

2020年8月，为了筹备“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徐利民带队进京拜访当时已88岁高龄的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可到北京当晚，给严老师打了六七个电话都没有打通。”张国萍回忆说，“我们都有点气馁，但徐部长说：‘人见不到，带来的两把麦秆扇一定要送到。’”这两把扇子是出发前，徐利民请人用上山遗址收割的麦秆绗缝编织而成。

或许是被这番诚意打动，第二天早上，严文明最终同意在小区的凉亭见面。正是这次见面为上山文化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严文明评价，“上山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

“盛世修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起这个词。这个宏愿，背后是深沉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徐利民对上山文化的孜孜以求全情付出，何尝不是他最朴素的情怀？

1万年前，上山先民率先走出洞穴、步入旷野、驯化水稻、形成定居；1万年后，徐利民也带着这种“志在万里、敢闯敢拼”的上山气质，将世人目光引向这片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处。

“认真可以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心系人民群众，他用脚步丈量乡村大地，实打实践行着为民初心

2005年10月，浦江20省道（现称210省道）正式通车。这条路，是在此两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浦江下访时当场拍板的民生项目。

两个月后，徐利民履新虞宅乡乡长，这条路，成了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路留下的精神财富，也从脚下直抵心中：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有再大困难，都要去做。

上任伊始，徐利民就在乡里推行“一卡五单”驻村工作法：一张公布干部移动电话号码的联民服务卡，要24小时“找得到、叫得应”，农民民生单、团队分析单、民事调处单、工作进展单、发展建议单，则涵盖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面。

机制有了，推行下去却并不那么轻松。一些年轻干部身在农村不知农，到农家进不去、坐不下、谈不拢。有一名刚从部队转业的驻村干部，一进门就叫村民拿户口本来看，结果村民一头雾水，他也碰了一鼻子灰。徐利民与他谈心，“村民也许不一定非要你解决问题，只要你与他们多聊聊，他们就感到亲切。有时我坐在农户家，想站都站不起来了！”

在徐利民的带动下，乡里的工作也越来越接地气。驻深渡村干部黄月平记得，有一次与村民赵永南聊家常，告诉老赵可以去乡政府领取1800元的桃形李种植补助款。身患糖尿病的老赵索性摸出银行卡，托她代领后存入信用社，还说出了密码。听到这件事，徐利民大会小会表扬了她好多次。

“认真可以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这是徐利民的口头禅，也是他的行事准则——那是一粒种子，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的一片深情。树高千尺不忘根，这份深情，带着淳朴的泥土味，也印证着这位农家子弟渴望回报家乡的初心。

他的“用心”，身边人感受最深。

浦江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朱婉华说，徐利民从虞宅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后，分管的是组织工作，他总会不定期抽查下属对乡镇的了解情况，“全县411个行政村，不仅要报得出村两委干部的名字，村里的主要产业、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都要如数家珍。他这么要求我们，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

面对难题时，徐利民总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扑心扑肝地去想办法。

“海平，我们上山。”虞宅乡农办原主任张海平至今记得，2006年，山区水源紧张，当地村民缺水，三五户人家凑一笔钱，用一根水管通到山坳去接水。为了修建水库，徐利民带着张海平往山里跑了100多趟，有时一天就要进山三回。人手一副手套、一把柴刀，没有路就劈出一条路，饿了吃饼干，渴了喝山泉水。盛夏，徐利民戴一顶草帽，仍被晒得黝黑，有村民说：“这哪像个干部！”

两年后，深清源水库建成，当地十几个自然村都通上了自来水。至今，多数虞宅老百姓还不知道，这个水库是在哪位领导手上建起来的。可他们说，雨少那些年，要是没有这个水库，怕是熬不过。

徐利民喜欢和老百姓待在一起。过去下乡调研时，徐利民总会在口袋里塞些钱，看到谁家困难，就悄悄掏出来。虞宅乡前明村原党支部书记邱源枢家里条件不好，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曾多次收到他的“红包”。

2022年，已是宣传部长的徐利民到村里参加活动，结束后又特意跑到老邱家，在门口的板凳上拉了一个多小时家常。走都走了，又回来塞给老邱一个1000元的红包。“这年头还有几个人随身带现金？他是特意为我取了送来的。”老邱哽咽了。

岗位再变迁，徐利民永远是那个徐利民，他热情、诚恳、踏实，处处用心。用心了，就会有办法。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傅杰桢说，领导干部下基层开展下访工作一直是县里的金名片，可前几年，有些网络投诉渠道的响应处置效率不高。发现问题后，徐利民雷厉风行地整合了全县8个平台的网络问政板块，新推“民情暖哨”网络平台。

一个“暖”字，足以融化坚冰。如今运行的平台，不少修改意见是他亲自测试后提出的，还专门为方便老年人开发了方言投诉模块。平台上线3年多来，共收到民情诉求3万余条，总体处理完成率达99%，大部分问题都能在24小时内解决。

“再得罪人，也要干”

——顶住重重压力，他带头冲在治水最前线，见证“绿水青山”重回浦江

徐利民喜欢跑步。在晨光中，绕着上山遗址的滚滚稻浪，或是沿着浦阳江绿道跑向翠湖。

妻子周卫红经常会跟着他来到这里，红色路面顺着一汪碧水逶迤，沿途绿树夹道，花木繁盛，江边跳台上守着不少钓鱼的人，“跑完步，他经常就这么看着，什么都不说，可我知道，他心里骄傲。”

曾几何时，浦阳江是另一番景象：由于数万家小作坊的非法排污，河水中长年漂浮着乳白色的水晶加工废弃物，垃圾壅塞，气味刺鼻，水质一直处在劣5类，是钱塘江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支流。

“整个浦江的河水根本不敢碰，脚伸进去一下，马上长疮。”浦江县副县长柳钢明回忆。

2013年，自温州瑞安发端，在全国多地，民间悬赏官员游泳的声浪此起彼伏。“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一时成为网络流行语。也是在这一年，浙江启动“五水共治”，浦江首当其冲。

徐利民临危受命，从各部门挑选了一批有担当、有经验的干将，组建水晶整治办，以“阳光行动”“零点行动”攻坚，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

“零点行动”通常是从晚上11点开始的，往往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整治办成员人手一把钩，一路掀开窨井盖，上溯排查污染源。徐利民总是跑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行动：要快，整治办的微信群里，一旦有污水口的线索出现，争取十分钟内就赶到现场；要耐心，他们时常根据举报线索“守株待兔”，在蚊虫叮咬的夏夜，等上一整晚；要有“火眼金睛”，有时，偷排管藏在三四层水管下，甚至要沿着路面留下的白色轮胎印记一路追踪。

柳钢明记得，有天晚上，徐利民带着自己沿着被接连掀开的窨井盖，往上游走了七八公里，才找到罪魁祸首，“最多的一天，刑拘了26个人。”

徐利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他常在下班时把妻子送回家，再折返回去加班。“那段时间，他压力很大。”周卫红曾劝阻过他很多次，“做事情差不多就行了，可劝不动他。”他尽职尽责、追求完美，哪怕不是他管的事，也会操心。

有时，徐利民忘带钥匙，周卫红会等着给他开门；后来，他特意给家里的大门换上指纹锁，“让我不用等他，他一直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干扰到我。”在周卫红的记忆中，只有想托关系的人找上门时，徐利民才会把她推上前，去打消对方的念头，“我会告诉敲门的人，有什么事等上班时间去办公室找他。”

一边是富民产业，一边是孕育浦江的母亲河，为了在整治中稳定经济支柱，徐利民的思想也在持续奔跑。当地干部说，徐部长抓“五水共治”，不仅“盯得牢”“抓得紧”，还“谋得深”。他倡导水晶加工户联合“个转企”——20多户水晶加工户合并成一家企业，相互监管，其中一户非法排污，整家企业关停一周，从而倒逼企业自治。

“再得罪人，也要干。”土生土长的徐利民，当时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可他却将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妥当，治水近3年，浦江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当时，倒手一块经营牌照就能挣个五六万，整个整治办，没有一名干部动这样的“歪脑筋”。

浦江治水由此杀开一条血路，水晶厂从2.9万家缩减到800多家，偷排现象基本消失。拦坝、挖出垃圾、冲洗淤泥，再种上水草，铺设亲水木栈道……绝地反击，浦阳江成为浙江治水的样本。

“文字是有力量的”

——发时代先声，他以手中之笔鼓与呼，做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推动者

徐利民的第一份工作，是乡镇的计生干部，可他更喜欢“爬格子”。经常晚上“开夜车”，写好了又一字一句誊写清楚，拿到县委报道组“投稿”。报道组组长洪新年惜才，把他调到身边。于是，计生干部半路出家，成了舞文弄墨的人。

“有一次，他神神秘秘地要带我爬仙华山，说‘山中有大鱼’。”浙江日报金华分社老记者徐晓恩至今记得，自己跟着徐利民到了半山腰的仙华村，“他说这里空气好、环境好，浦江小县城，来了这么多上海人，肯定是新农村的新趋势。”

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民宿还是件新鲜事，徐利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新闻价值。他连写《农家小旅馆 瞄准银发游》等3篇稿件，不仅打出了仙华山民宿的知名度，也让更多浦江老百姓开始试水这一新生事物。直到现在，仙华山依旧是热门民宿打卡地。

不少人都说，徐利民有一双慧眼，“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关键。”徐利民用手中的笔热情讴歌他所热爱的家乡，对浦江发展中走过的歪路也直言不讳。

2000年9月，原有城市规划与建设山水生态城市的目标相违背，导致38户拆迁户需另外择地安置，造成60万元经济损失。一篇《60万的代价值不值》刊发在《浙江日报》，对其中的利弊逐一分析，作者正是徐利民。

“五水共治”以后，浦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挑战，曾一枝独秀的水晶产业不断萎缩。社会上也有唱衰之声，一些干部也萌生怯意，“浦江经济不行了。”

2021年初，一组“奋力赶超 干在今朝”系列述评在当地媒体连续推出，直面困难问题，直指症结所在。

“这组述评是徐部长自己点题，逐字逐句斟酌修改的。”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洪建坚对那些彻夜改稿的日子记忆犹新，她说，这组稿子的每个观点、标题，徐部长都要反复推敲，其中一篇甚至修改了31稿之多。

凭借一名宣传人的敏锐嗅觉，徐利民始终把握大时代里浦江跃升的关键节点，为之鼓与呼。

一如徐利民坚信的，文字是有力量的，宣传工作也可以解难题、促发展。述评推出后，浦江政企干部、企业家、在外乡贤纷纷转发留言，有的还打来电话，为浦江发展出谋划策，收集到的优质意见建议超过400条。

徐利民做过好多新鲜事，宣传部长直播间带货就是其中一桩。

“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浦江不少水果滞销。没想到直播间一吆喝，光我家梨膏糖就卖出4万余元。”梨农李清标对徐利民的主意心服口服。他组织葡农线上销售，喊出“人人是主播、农民也网红”的口号。5天直播，1600万人次的观看量，销售总额破100万元，解了不少当地农民的燃眉之急。

阳春白雪的艺术家们也在他的感染之下，投身火热的基层。

时任浦江县文联党组书记方汶说，在徐利民的推动支持下，浦江县文联成立了上山文化、工业强县、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小县大城五大文艺专班。

文艺工作者们有的挥毫泼墨，绘就780余幅精美书画，随葡萄一起装进快递箱，赠给经销商和广大网友，不仅打开了葡萄销售新局面，也将“中国巨峰葡萄之乡”“中国书画之乡”播撒得更远；有的深入企业，将企业为何选择浦江的故事创作成文学作品，不少招引落地的企业，正是为生动的故事而来。

而即使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徐利民也从没放下过手中的笔。他将对上山的感悟随手写在纸上，有时是撕下来的一页笔记，有时是某张会议文件纸的背面。

徐利民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他的“上山文集”，数字定格在二十九章。在外工作的女儿没有赶上见爸爸最后一面，这册《上山二十九章》她读了又读，每每都是泪流满面，“爸爸一直在和‘种子’打交道，他总说，要做一粒好种子。我相信他做到了。”

茫茫历史长河之中，人类渺小如沧海一粟，大部分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粒不起眼的种子。

可当它深深扎根土中，拥抱时代，终将冲破泥层，被看见，被记住。

年年岁岁，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