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讯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如何破解新时代基层治理难题？在浙报集团、潮新闻日前发起的“潮涌之江·对话县委书记”大型融媒体访谈活动中，一项项来自基层一线的鲜活实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浙江答案”。

从“共富夜谈”到新时代“枫桥经验”，从“市直管社区”扁平化改革到“海上融治理中心”建设……当前，浙江正全力打造社会治理的“县域样本”，让群众的获得感更强、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足。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几只火盆、漫天星光，一路聊至晚上9点半……台州市仙居县委书记崔波犹记得2022年初在安岭乡的那场“围炉夜谈”。

走过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崔波和当地村干部、村民，还有从外归来的乡贤围坐一团，在一个文化礼堂的院子里，围着火盆讨论村子的发展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家乡建设，讨论的氛围很好，碰撞出了很多好想法。老百姓送我们走的时候，路不好走，大家都打着手电筒为我们照明，心里暖暖的，也更有了底气。”崔波这样描述当天的情景。

在崔波看来，如何增收致富、工作要从哪里抓，首先做的仍然是坚持“群众的问题问群众”，到群众当中找答案。为此，仙居县四套班子带队，深入镇村进行调研，开展“共富夜谈”，面对面听取建议、倾听民声，为发展支招，激发了不少新思路、好想法。比如，推出了“农民持股、村集体入股”农村共富“两个计划”，增加群众和集体的持续性收入，各个乡镇（街道）都因地制宜推出“共富工程”。

共建的力量来自人民，共治的智慧出自人民，共享的成果为了人民。仙居县的“共富夜谈”正是这一理念的一项生动实践。在连日访谈中，来自浙江基层一线的县委书记们，谈及社会治理的经验，“群众路线”成为一个被频频提及的“热词”。

在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沈志江看来，“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历久弥新，从农村走向全国，也正是因其始终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把老百姓发动起来，他们未必会比我们干得差，群众是一股伟大的力量。”沈志江说，像各种村规民约的制定，乡贤调解村中矛盾等，都是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很好方法。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落实领导干部常态化下沉接访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网格，持续放大“枫桥经验”与“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融合的“雪球效应”，居民投诉率逐年下降。

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把社会治理变成亿万人民参与的生动实践，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

连通“毛细血管”，激活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社会治理千头万绪，如何在千头万绪中下好“绣花功夫”？

从“大脑中枢”的顶层设计与“神经末梢”具体执行的联动，到连通“毛细血管”激活“神经末梢”，各地社会治理实践千帆竞发，涌现出一批卓有成效的治理新样本，收获了许多鲜活的社会治理新经验。

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鳌江之畔的龙港镇，曾因农民自费造城名扬海内外，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2019年8月，这个镇获批直接升格为县级市，成为全国首个“镇改市”。设市以来，龙港在机构编制数比全省县市区明显偏少的情况下，实现有效承接100%的县级权限事项，走出了一条“大部制、扁平化”运转的新路子。

透过改革的宏观视野，细微至社会治理领域，龙港市推行“市直管社区”扁平化改革——龙港不设乡镇、街道层级，以党建联建为抓手，实施全域社区化、网格化改革，实现90%以上事件在社区层面就近从快解决。

“网格化”是近年来各地推行的社会管理模式。一个个网格如同一个个细胞，感知社会最细微的变化。发现、分析、解决、核实反馈问题，环环相扣，构成无缝对接的网络。

据龙港市委书记何宗静介绍，龙港市原有199个村，后来通过村规模调整，合并为102个社区；之后，龙港市又在社区的基础上，划分了469个网格和3311个微网格，70%的干部下沉到社区网格中，从而大大充实网格力量。

“每周二是我们的‘无会日’，四套班子和其他干部全部下沉到社区网格一线，去开展组团服务。所以我们既是县里的四套班子，也是乡镇干部，更是社区干部。”何宗静说。

在有着丰富基层治理经验的县委书记们看来，把资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层，因地制宜、创新实践、上下联动、分工负责，正逐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偏弱的难题。

发源于浙江的 “枫桥经验”，成为了浙江社会治理的“金钥匙”。在打通影响基层治理效率的痛点堵点上，这些历经考验的好经验，也在影响着浙江的更多地方。

在丽水市缙云县委书记王正飞看来，宅基地纠纷是目前基层较为常见的一类矛盾。“针对此类纠纷，我们还是以疏导为主，每年有专门的相关政策，用于保障农民宅基地建设；另外就是通过下访，从源头上解决了很多问题。”

智慧治理，让社会治理更“聪明”

在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渔港，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千艘渔船整齐排列，桅杆如林，小舢板有序穿梭在船与岸之间。作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起源地，近年来，普陀区将“枫桥经验”从陆地推广到了海上。

“远洋渔船在外面，渔民在海里，他们的家庭在岸上。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治理中心与寻常社区是不同的。”舟山市普陀区委书记孙志龙说，鉴于此，今年，普陀区立足渔区实际，联合宁波海事法院，建设了全国首家实体化运营的“海上融治理中心”，通过陆海联动、港域智治，实现“小事不上岸，大事不出港，矛盾不上交”。

接下来，普陀区还将深化打造“航行的支部”“平安小苑”等载体，持续促进社会高效能治理。

大数据、互联网赋予了社会管理更高的“智慧”、更强的“能力”。在不少县委书记看来，“智慧治理”的科技创新把需求者和解决问题的部门机构整合对接起来，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治理全过程。

在这一方面，龙港市创造性推进“全域整体智治”的数字化改革。据龙港市委书记何宗静介绍，龙港市推动社会治理、城市运行、智慧城市建设“三个中心”一体融合建设，实现城市运行“全域感知”和城市治理“一网统管”，“通过数据的整合归集，我们可以对社会治理情况进行更系统性的分析研判；还能开展矛盾调处、协同指挥等。通过一个数字平台，我们就能及时看到每个部门、每个单位的表现情况。通过人事贯通、以事找人的形式，社会治理的主线变得更为清晰。”

此外，应对网络舆情，也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前几年普陀区建造一污水处理站引发的风波，令孙志龙印象深刻，更使他开始思考线上动态发布与线下依法处理相结合的社会治理舆情处置机制建设问题。

“当时，这件事的线下处理相对平稳，并没有引发人员集聚或干部和群众强烈冲突等情况，但由于未及时做好线上与线下的互动配合，我们在线下做的工作也没有及时传播，事情在网上反而愈演愈烈。”孙志龙说，后来他们及时改进了工作的方式方法。线下的工作组找根源，真正做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在网络上，及时发声，通报现实情况，以减少谣言传播，“新时期党委政府要更加重视融媒体建设和应用，及时发布信息、回应关切、引导舆论。”

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是与时俱进、永不停步的过程，也是浙江基层治理的新探索、新贡献。在一场场县委书记经验分享中，一幅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