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为舟，与茅奖“桐”行。

11月19日晚，“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将在桐乡举行。

这也是时隔14年后，茅盾文学奖重归茅盾故里桐乡乌镇颁奖。

今天，潮新闻推出系列专访，探寻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5位获奖作家作品背后的故事。

孙甘露：以《千里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现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总策划。

采访地：桐乡乌镇

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孙甘露一身优雅地出现在乌镇西栅，这里有茅盾的故里。如果时光穿越到近百年前，孙甘露是那种可以毫无违和感地走近《子夜》的上海人物——他身上就是有那么一种气质。

或许对孙甘露来说，这也是“一个开端和终结并置的时刻”。

初冬之日，孙甘露走在乌镇的青石板上，这个古镇因茅盾文学周而添了不少人气，也使书香漫溢开来。几天前，世界互联网大会也在这个小镇举行。

这场景令人想到生于1959年的孙甘露的一篇先锋小说，名叫《呼吸》。在这个小镇上，你深切地感到，你既是在与世界共呼吸的，又是在时间与历史里呼吸的。

孙甘露上一次来到乌镇还是因为木心，在乌镇，有一座木心美术馆。

《千里江山图》的画卷离这个已经风靡世界的江南古镇并不远。你甚至可以想象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青年邮差骑在这条青石板之路上，他会将一封怎样的信函送至小河边某个弄堂深处的深宅里面，这信函又如何像蝴蝶扇动翅膀，波澜从小镇一路荡漾开去，形成越来越浩荡的波浪，震荡了整个上海的十里洋场。

孙甘露当过十年的邮差，1979年，他20岁那年就被分配到上海市邮政局工作，这段生活的历程，可以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子《信使之函》中捕捉到几分。

评论家何平老师曾做过孙甘露小说的《千里江山图》与王希孟画作的《千里江山图》的对读，这对读里又有种种新的发现，写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千里江山图》如流水，如屏风，如山水长卷的写作，孙甘露与王希孟也跨越时空，对应着历史，形成了美妙的呼应，那一笔一笔画下的青绿是那时的“千里江山”，而为了保持革命火种， 从上海到瑞金的三千多公里，那一步步走出来的红色，也是千里江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了一个上海到苏区的“千里江山图计划”。“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里地。但在那个年代是不能这样走的，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地。当时有一个说法，说交通线是苏维埃的血脉。这是历史上非常秘密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它影响到了中国革命走向和现代中国图景。

《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孙甘露就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创作了这一部独特的长篇小说，于是我们跟随信使，来到1933年的上海。

当我们走在茅盾的故乡，走在乌镇的小街上，在某一座我们一时尚叫不出名字的石桥上，想起100年前，也可以这样从乌镇走出去，去大上海，去广州，去更远的香港和海外，也可以去“红色故都”，去寻求那一代人心目中的美好世界和真理。

仿佛听到了一段与孙甘露这样的对话——

“这好像也是一部《子夜》啊，茅盾先生的《子夜》就写于1933年。

“噢？

“另一个纬度上的，发生在上海的《子夜》。好像是在最黑暗的时期发端了，才有了这样一幅险象环生的《千里江山图》。”

“历史中的某一些时刻，就一笔一划在画在王希孟的画卷上，一笔一划地写在这个小说上。殊途同归，它们都是对历史的纪录。

“当然，大家说这是一部谍战小说。”

不知茅盾先生是否会同意《千里江山图》是一部《子夜》式的小说，而孙甘露认为，《千里江山图》是向《子夜》致敬之作。无论是早期的先锋派写作，还是后来漫长的跟文学相关的生涯，直至这一部《千里江山图》，他都像是那个尽其本分的“信使”。

风云变幻，信使先行。孙甘露，是那个经历了四十年的大浪淘沙，仍留下来给这个时代的人们报信的那个“信使”。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孙甘露透露，接下来，大家看到《千里江山图》相关的电影和电视剧的日子也快了。

信使孙甘露

孙甘露说，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相形之下，一部小说写下的片言只语太微不足道了。

“邮差的经历，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不同面向的观察。每一个门洞进去，每一条弄堂进去。市中心有老式的别墅、公寓、西式里弄、石库门，当然也有新的公房、工人新村、简易的棚户，建筑也是混杂的。现在一个小区都是同一种建筑。上海以前从这条路可以穿到那条路，现在的小区都是用围墙围起来的。”

在信使的眼睛中，这些人，这几个城市，就构成了一张活的，充满张力的地图。

“那个年代的故事，是道听途说或者从其他的间接的二手材料获得的，但是那个环境在，发生这个故事的环境都在。比如一个房子，现在还在，但它1921年就造在那里了，你进去以后，会把时钟倒拨回那个时代。”

孙甘露是一个什么样的上海人呢？

“我父母是山东人，原来都在部队。1949年解放前后来上海，本来要随军到福建前线去的。后来因为朝鲜战争，部队留在了上海。所以我出生在上海，我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的郊区度过的。”

他的童年时代，跟着部队住过上海的漕河泾、吴淞、高桥等好几个地方。如他的回忆：“我的小时候的记忆都是部队家属、上海的郊区。实际上和上海的市民生活有一种隔膜。”

信使孙甘露的眼睛望过去，上海是一座怎样的城？他曾用他被称为最为精致和考究的书面语描绘它：“这座梦幻之城，被植入了多少异族的思想和意念。苏州河上的烟雾，如此迷离，带着硫磺和肉体的气息，漂浮着纸币和胭脂。铁桥和水泥桥的两侧布满了移动的人形，衔着纸烟，在雨天举着伞，或者在夕阳中垂荡着双手，臂膀与陌生人相接，挤上日趋旧去的电车。那些标语、横幅、招贴、广告、商标，转眼化为无痕春梦。”

上海这座城市，既活在他曾经的先锋作家时期的一个个中短篇小说里，也活在1930年前后《千里江山图》的上海里。在不同时空里，上海的气息是绵连的，而不是割裂的。那是孙甘露的上海。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央视有一个纪录片系列节目，每一座城市请一位生活在其中的作家出镜，那个纪录片里，代表上海说话的作家就是孙甘露。他在访谈中讲述的上海，我至今记忆犹新，正如评论家何平所说，孙甘露是“上海城市秘密最早的洞悉者和耳语者”。那时候，王安忆还没有出版《长恨歌》，金宇澄还没有出版《繁花》，我们已经为孙甘露讲述的那个上海的带着先锋气质的词语世界着迷，而另一端，陈丹燕则以另一种方式在讲述上海。后来，孙甘露的上海耳语似乎飘远了，隐没了，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在《千里江山图》里，又一次嗅到了同样密码里的上海气息。在《千里江山图》里，他非常自信地端出一个同样是魔幻的，摩登的，革命的，各种势力行走其间形成江湖的，又紧扣着时代呼吸与命运的都城上海。

“写这部小说时，我想到人们有时会讨论一个人怎样才算是一个地方的人，比如语言，口音，相貌，举止，户籍，家业等等，这些都是，而最核心的一点，是你是否在这个地方安葬过你的至亲，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安然接受你的命运。“孙甘露说。

《千里江山图》影视作品呼之欲出。网络图片

小说就像变戏法

“腊月十五，离除夕也就十来天。

大约九点三十五分，卫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前，对面就是四马路菜场。“

这是《千里江山图》的开头。

“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时常想到的是荷马，想到他的返乡之路和史诗，想到叶芝的那句话：悲剧正是开始于荷马，而荷马就是一个瞎子。

时常也会想到布莱希特，他对戏剧和情境的思考。想到《哥本哈根》，想到历史上那些隐秘的时刻，人们怎样置身于几乎无法克服的黑暗之中。

时常也会想到莎翁，那种认为讲述别人的故事才能更准确地传达自己意图的方法。

间或会想到萨特，他笔下的戏剧，关于禁闭和对立的争论。想到卡尔维诺，他的一部关于年轻的游击队员被囚禁的小说。“

关于这部小说，他想过那么多的事物。那么，透过一部以上海为主场的谍战小说，孙甘露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也许，并不只是看个热闹，感受一下谍战戏的紧张、悬念和刺激。

“小说有点像变戏法，变魔术。”孙甘露说。

他这一幅《千里江山图》，透着酝酿已久的深思熟虑，甚至是一场深谋远虑。他跟王希孟一样，设计了一幅明面上的“千里江山图”，也设计了江山图宽阔的内部空间，隐蔽之处，也有一张千里江山图。在他的“江山图”里，他设计了跟事件有关的每一处细节里的风物，三十年代上海的日常生活，一种孙甘露表述中的“风华绝代”，英气逼人的革命者群像，也设计了他们险恶处的生命历程。他通过“江山图”的设计，将龙华烈士英雄榜上的人物，还原为历史的时空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具体的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是个大时代，涌现了多少人、多少思潮，让你想起来就很激动。“这部小说讲的是一种信仰的选择、理想的选择：人们到底是怎样看待他的信念和道路的？在动荡的时代，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觉得这才是最严峻的人性考验，这跟谍战故事结合在一起，才是有意思的部分。”孙甘露说。

今日的生活，以它的繁复、曲折和多义，召唤着艺术家的创作，而遗存给后世的作品该如何保存现时代最重要的信息，如何以它特殊唯一的面貌标识出当下？孙甘露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如今，他依然在实践中思考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得了茅奖之后，要一次次地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媒体去言说自己的小说，这件事正在成为孙甘露的负担，对这样一本藏有“密码”的小说，他本来觉得由读者自己去发现才是最有趣味的，读者可以在猜谜与解密的过程中，把小说阅读变成某种有趣的智力游戏。而作家的任务是写出更好的，有意义的小说。他已经过了60岁了，但他认为自己依然是先锋作家。关于先锋作家，他说过，“所有的文学潮流，或者说写作上的倾向都跟时代背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势比人强，看似是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在推动你。”

探索不一样的小说，是先锋作家一直在做的事。相信孙甘露在这条探索先锋的路上，并没停止自己的脚步。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