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轮公司墨西哥工厂内，中国技工（左）指导墨西哥工人操作机器。 本报记者 姚颖康 摄

出口产品之变

从100%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墨西哥制造”

位于墨西哥中部的瓜纳华托州以“彩色小城”享誉世界，电影《寻梦环游记》取景于此。除了以旅游闻名，这里同样是一个工业重镇。2016年，作为国内领先的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件专业供应商——宁波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来此“寻梦”，选址在一个爱信、博世等巨头企业集聚的国际工业园区，与当地企业合资办厂。

从瓜纳华托机场驱车半小时，便能到达爱柯迪墨西哥工厂所在园区，一路上类似的工业园一个接着一个。道路旁，立着一个巨幅灯箱广告，“Welcome Chinese Investment”（欢迎中国投资）的字样格外醒目。曾经，墨西哥人以一样的热情，欢迎来自欧洲、日、韩的企业；今天，中国成了他们最渴望拥抱的产业链新伙伴——走进园区，第一家工厂就飘扬着五星红旗。

中国企业走出去，全球配置资源，成绩固然可喜。但也有不少国人担心，大批企业海外建厂，是否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

“寻梦”瓜纳华托的爱柯迪，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单给出回答。7年时间，他们的订单飞速增长，新建5.2万平方米的工厂，更大的二期项目已在筹备。新工厂还有一个月才能投产，数以亿元计的订单早已下到爱柯迪国内工厂进行试生产。

“这些订单，在国内试生产后，会陆续转移到墨西哥工厂。”爱柯迪墨西哥工厂总经理曹子政说，不用担心，国内工厂不会“无单可做”——从新工厂投产到通过验收、新订单转移，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并且，还有大批新客户已经在寻求合作，之后会不断有新订单、新产品在国内工厂研发生产。“预计将来墨西哥工厂的产值能达到15亿元，其中一大批的关键零部件需要在国内生产。”

的确，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一个新形势：从过去100%中国制造出口海外，到“中国制造+其他国家制造”，一起闯市场。“只要蛋糕做大，机遇只会更多。”银轮墨西哥工厂总经理胡振武说。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汽车零配件行业中“汽车热管理”类目的龙头。两年多前，银轮决定在墨西哥设厂，最近首个工厂刚刚实现量产，明年即可实现满负荷生产。

“新工厂为整个银轮带来巨大的订单增量，我们墨西哥工厂明年的订单预计能达到10亿元。”胡振武介绍，如果不在海外设厂，就不可能有这些新订单。并且，因为这些海外工厂的新订单，银轮的国内工厂也将获得约2亿元的新模具生产开发订单。

对于“空心化”的担忧，华立集团董事会主席汪力成用自己经营海外产业园二十年的经验给出回应：华立集团在全球布局建设6个境外产业园，其中最早的泰国罗勇工业园已经运营近20年。这些海外产业园吸引入驻的200多家中国企业，没有一家企业因为建了海外工厂而把国内工厂关停。

在蒙特雷，北美华富山工业园的投产企业绝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内，有的甚至零部件百分之百来自国内，仅在墨西哥完成最后一步组装。有一组数据，可以反映浙江企业的海外新工厂与国内工厂在产业链的强关联——华立海外工业园每1美元的产值就有60美分来自国内。

能力挑战之变

从单纯拼制造到同步重管理

墨西哥当地时间2月28日，特斯拉公司宣布，将在墨西哥新莱昂州蒙特雷市建厂，新厂投资额或将超过50亿美元，年产能可达100万辆，创造约6000个就业岗位。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新莱昂州州长加西亚连发数条推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银轮、拓普等一批海外投资动作快的浙江汽车零部件企业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利好。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特斯拉工厂和一大批供应商落户蒙特雷，将对当地的用工带来不小的冲击。此前，墨西哥人工成本已从前些年的240比索一天，涨到了约300比索一天。就业机会多了，当地员工流动更频繁。

一家浙江新材料生产企业在当地建厂投产一年多，离职的一线工人达一半。“我们工资待遇不差，免费午餐、班车接送等福利一应俱全，但就是留不住人。”该厂负责人说，墨西哥员工“进进出出”，严重影响了订单生产交付。这几乎是大部分在墨投资的浙企面临的共性问题。

陌生的环境、全新的挑战，考验浙江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投资墨西哥七八年的某浙江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建厂之初墨西哥员工离职率高达每月5%。3年前，该企业参照国内母公司股份制改革的经验，建立投资平台允许员工自愿购买海外工厂的股份，如今，有近30名墨西哥当地员工自愿认购了工厂的股份，企业员工全年的离职率也控制在5%至6%的低位。

为了提高墨西哥团队管理水平，爱柯迪曾派出3名墨西哥员工，赴中国总部考察学习，一方面学技术、学管理，一方面加强墨方管理团队对中国企业的认同。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浙江企业带着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同前行，其中不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身影。然而，与行业巨头相比，这些中小企业缺乏跨国经营的经验，面临更多挑战。华富山工业园副总裁蒋鑫介绍，目前仅保温材料行业浙江一地就有5家企业到园区进行考察，其中有行业20强左右的中小企业。对他们来说，企业管理水平和资金实力都面临挑战。

位于金华的浙江百川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良把儿子张则宽派到墨西哥，负责海外工厂建设，在异国他乡“二次创业”。

一年来，这个90后小伙推进项目建设，迅速了解当地文化，着手组建墨西哥团队。“现在3000多平方米的一期工厂已经建成，生产设备正在从国内运来。”问及什么时候回国，张则宽说，他们不是干三五年就走，在这里是要深耕当地，建设辐射美洲的重要生产基地。

增进互信、共谋发展，这也成为越来越多拉美国家谋求与中国合作的共识。

在蒙特雷采访时，墨西哥新莱昂州经济厅厅长伊万·里瓦斯告诉记者，下半年他准备到中国实地考察，走访企业，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投资墨西哥，“中国企业的技术实力与新莱昂州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能够形成强强联合。”

中国与拉美国家相近相亲，为浙江企业走出去夯实了基础，但能否在拉美站住脚，考验的是企业综合实力。宁波企业大叶股份墨西哥工厂负责人杜德海在墨西哥工作生活十多年，因大叶股份投资5500万美元的项目，从圣路易斯波多西举家搬到了蒙特雷。杜德海颇有感触地说，浙江企业投资海外，一要输出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赢得本地员工的认可，稳定团队、保证生产；二要强化国内总部研发设计能力，为海外工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懂制造，更要懂得海外项目运营和管理。这是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浙商需要掌握的新技能。唯有如此，浙江“地瓜经济”的藤蔓才能越来越粗壮，才能在与全世界合作伙伴的合作中行稳致远。

我眼中的“地瓜经济”

如今，“走出去”不再只是大型企业的命题，而是众多外向型企业的必经之路。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在海外更好地成长？我认为，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一是全球供应链服务。在华立运营海外产业园的二十余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痛点——海外设厂的浙企采购零部件、原材料的成本高昂，供货也不稳定。这是因为，一方面，单个企业的采购体量小，缺少议价权；另一方面，许多供应商不愿意接小单。因此，境外产业园可以尝试以园区为单位进行集中采购，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二是为出海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出海企业要在当地融资是比较困难的，但随着浙江企业海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持续由国内母公司增资扩产，压力又太大。境外产业园可以利用自身平台优势，整合资源，通过当地金融机构为入园企业融资提供帮助。

三是建立海外仓的升级版，配套属于中国企业的海外物流体系。一直以来，绝大部分浙江外贸企业做的都是FOB价格，货物从国内到达海外港口以后，定价和分配渠道的权力都掌握在国外采购商手中。这种模式盈利空间相对有限。现在，华立正尝试在海外园区内设置保税仓，同时打通在市场所在地的最后一公里物流。客户下单，本土直接发货，交货周期短、成本低，而且没有了中间商，企业议价能力会逐步加强。

当下许多人担忧全球供应链新格局的种种影响，我反倒认为，这对浙江企业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正是“地瓜经济”提能升级的好时候，政府应抓住这个机会，帮助浙企强身健体，成为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公司。

（华立集团董事会主席 汪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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