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面壁者”

在敦煌研究院的墙上，有这样一段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2000年，就读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刁常宇第一次来到敦煌。最开始，眼前残损的壁画，远不如美景与羊肉串更有吸引力。但第一次田野工作的经历和之后十多次的敦煌之行，改变了他的认识。“那些线条、色彩逐渐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脑子里会不断出现它的画面。”刁常宇说，顿悟的那一刹那，眼前的壁画变得如此之美。 

在敦煌，刁常宇首次将“多图像三维重建技术”应用在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此后，双方有近20个项目的合作。2020年，刁常宇参与的多元异构的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项目，获得了当年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到今天，考古界已经有了共识，运用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面对新技术，李志荣有一种“考古”意义上的开放态度：数字化技术的介入和帮助，无疑使考古调查和记录工作更有效率。特别就石窟寺考古而言，数字技术应用使测量和绘图环节省下很多时间，让考古工作者更加专注于对考古遗迹和遗迹关系的观察和研究。

工程组负责人黄硕是2009年加入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他曾经的专业是三维动画设计，黄硕将这种交叉融合形容为一种“升维”。他见证了十几年来，文物数字化技术从探索起步到今天走向展览的历史。

2012年初夏，李志荣、刁常宇带领团队成员来到宁夏固原，与宁夏考古研究所、须弥山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团队，翻越陡峭的山崖，第一次将文物数字化的考古方法用于须弥山石窟考古工作全程。此后经历了两轮田野工作和漫长的编纂过程，8年后，首本石窟寺数字化考古报告——《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付印。

八年磨一剑。最大的挑战，来自一开始学术界对新技术新方法的质疑。

仅针对一幅洞窟的正射影像图，黄硕就曾和校审编辑有过一场“拉锯战”。须弥山第46窟中心柱西壁的正射影像图的中心柱边缘呈明显的倾斜，而基于传统测量经验，编辑认为这可能与现场状况不符。

尽管提供了大量现场采集素材，新技术的准确性仍难以自证。黄硕干脆和编辑一起跨越大半个中国，带着铅垂线，到须弥山实地测量验证。洞窟里，随着铅垂线静止，其与中心柱呈现出明显夹角，证明实物本就存在倾斜。

这一刻，黄硕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下。

“考古是良心活，把细节做到极致，成果才有永久保存的价值。”李志荣不怕质疑，她怕的是固步自封。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对李志荣印象深刻。审读考古报告时，李志荣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细节”，到现场作业。在龙门石窟数据采集的一年多时间里，她数次到现场，从古阳洞到火烧洞，再到现在进行中的奉先寺，每个洞窟里为考古修复和数据采集搭建的脚手架，她都一级级地攀爬过。

在李志荣看来，即使采用了最先进的设备，文物数字化仍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需要靠人艰苦实施。

数字化工作者面对复杂文物，要进行一张张照片的拍摄和一线一线地扫描。每一张照片、每一处激光扫过的线和面，都凝结着一种愿望，那就是更近一些、更细一些、更全一些，把那些经历岁月、前人创造的一切，留住。

这也让这项工作如同一场无止境的“面壁”。驻扎龙门石窟一年半时间，90后数字化工程师廖剑、刘治维在考古现场从事数字化回归的第一步——采集文物数据信息。

在古阳洞，他们将60公斤的“关节臂三维激光扫描仪”抬上脚手架，如雕花一般对洞内进行扫描，精度可达0.03毫米，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每天，他们还要把环形闪光灯架在相机上，不断选取角度、按动快门，以寻找更多“特征点”供计算机分析、重建。为精确还原石窟，每两张图像的重合率要达到75%以上，这意味着平均1平方米的范围要拍下超50张照片。拍完整个龙门石窟奉先寺，照片超10万张。

那些曾经位于海陆丝绸之路重要站点的文化遗存，今天很多深藏在远离城市喧嚣的深山沟谷中。廖剑记得在须弥山石窟工作时，他们借住农民家，4个汉子挤在一张炕上，1个月才能到镇里洗一回澡。

黄硕体会的是另一种“面壁”。在云冈十二窟项目中，由于数据量庞大，他连续3年的除夕都在加班中独自度过。冬日最冷的夜里，他操作30多台计算机并行运算，屏幕的冷光映在镜片上，整个办公室只有机器运转的嗡鸣声。

日复一日，最大的考验是枯燥与孤独。工作间隙，廖剑喜欢爬上脚手架最高的一层，躺在拱形窟顶之下仰望，看得久了，眼前造像飘逸的衣裙、灵动的身姿仿佛活了过来，一双双眼睛穿越千年，与他对视。

用数字化手段重现传世文物，也为所有人铺就了一条与古代文明神思交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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