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汗牛充栋”“卷帙浩繁”需要找到具体的对应，那么“510种、282册、近2亿字”应该是足以匹配的量级对象。

这是目前《儒藏》“精华编”取得的成绩。但是，由于全版本编纂工作已经启动，这一连串的数字未来还会增加。

《儒藏》是由北京大学联合国内外近百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承担的重大学术文化项目，已历时近20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亲切看望《儒藏》项目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总书记特别关心《儒藏》编纂工作，指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传承中华文明，肯定汤老做了一件贡献非常大的事情。

在近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系统、精准的总结、提炼。

“作为大规模的系统性典藏，《儒藏》的编纂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做出了事实上的最好诠释。我作为‘部类主编’参与了这项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重大工作，与有荣焉。”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儒藏》编纂中心编委董平说。据他介绍，浙江作为儒学重镇，《儒藏》“精华编”中收入浙江学者的著作约占总数的11%。

那么，《儒藏》凭什么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

众家纷纭说儒学

理解《儒藏》之前，需要先理解儒学的意义，以及它在中华文化中的分量。

什么是儒学？解释清楚它，并不如想象中的容易。

近代以来，有许多学者试图对儒学进行概括。例如，章太炎写过《原儒》，胡适又在《原儒》的基础上写了《说儒》，但说得都不太深入。

后来，胡适的“大弟子”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里说：宗法不亡，儒家常在。意思是儒学是“宗法”，是家族的伦理制度。

再后来，写过《美的历程》的哲学家李泽厚提出，儒学是“乐感文化”，大致可以理解为注重个体的感性生命，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精神，关注世间幸福、人际和谐的一种“快乐文化”，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挂钩的“罪感文化”、日本的“耻感文化”形成差别。

不过，这些大家对儒学的解析说明都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认可。这至少说明了两件事：其一，儒学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实在太大，乃至成为学术焦点；其二，儒学的内涵太过丰富，乃至难以一言以蔽之。

暂时抛开学术性的阐释，儒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孔子、孟子、荀子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儒学的代表人物。

在B站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还专门做了解读视频，认为儒学是中国上古先民，经过两三千年的沉淀，在春秋战国时代沉淀下来的一种古典文化，一种人之所为人的生活方式；有了儒学才有诸子百家。

这听起来，似乎颠覆了传统认知。因为我们常说，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实际上，孔子也自称“述而不作”，意思是他只是把华夏上古之学传承下来，延续下去，并非发明创造。在这种意义上，“儒学”只是后来人起的一个名字而已。

东方文明的主干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有‘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教化民众；汉武帝重整儒学，建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于是，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表了中国文化之根本的价值体系。自此之后，儒学的历史展开更是未曾间断的。”

董平认为，尽管儒学的解释形态一直是多元多样的，但由于儒学具有充分的理论包容度以及思想阐释上的宏大广度，所以能够涵融、统摄其他思想体系，而实现其思想绵延过程中的创新，从而在价值的根本宗旨上呈现出“一以贯之”的基本面貌。

换言之，儒学的包容性、生命力、主流度都极强，从而实际上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与核心。

它浸润了生活，成为我们崇尚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优良品质。其他如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之类重要思想体系，也都是儒学的延伸，以至于儒学本身也不断在创新中传承。

儒学更在从古至今的国家往来中，逐渐成为整个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主干。

儒家文化圈，指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伦理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和新加坡等地。

这也是为什么《儒藏》项目一开始就把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儒学文献也囊括在内。

然而，大约是因为儒学内涵太丰富，许多内容看上去又太如生活常识一般平常，以至于我们曾经忽视、曲解，以及难以归纳总结它的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左右，汤一介提倡编纂《儒藏》。到2003年，教育部正式对此立项时，汤一介作为主持者，已经76岁。

汤一介与《儒藏》

项目初期，董平就受汤一介嘱咐加入编委会之中，担任明代集部的“部类主编”。在他心中，汤一介既是“主心骨”，又是“大家长”，对《儒藏》有着千万分的执着与坚定。

“编纂《儒藏》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重大文化事业，牵涉面广，所涉书籍众多，确定编纂体例与收录范围，遴选书目，自然是基础性的重要工作，而组建编委会、协调全国不同单位之间的工作，又是本项目能够顺利推进的基本保证。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在汤一介先生的亲自主导之下按部就班地顺利展开的。”董平说。

这无疑是一项极难的工程。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驾马车”。道教和佛教分别有《道藏》和《大藏经》，唯儒学典籍长期无人整理。其中原因，大约是儒家典籍的数量是佛教和道教的几十倍，工程量的浩大让人望而却步。明、清两朝均曾有儒家学者提议编纂《儒藏》，终因能力不及，未能实行。

然而，汤一介却常常对身边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那时，他已经被查出了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可担任《儒藏》首席总编撰的季羡林因为年事已高，基本上处于精神领袖的地位；原本也担任总编撰的张岱年在筹备期间去世。负责总体规划和实施的只剩下汤一介。

为此，许多事他必须事必躬亲。例如，每周项目组都要开好几次会，一开就是一整天，汤一介和其他的学者一块儿，待在会议室里吃盒饭；为保证质量，项目在不断返还重做、增加审查程序的过程中，资金日益紧张，汤一介便出面到处拉赞助。

2014年6月，在《儒藏》“精华编”出版发布会上，汤一介带病参会，声音细如蚊吟，却掷地有声：“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编好，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超越”，“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

3个月后，汤一介驾鹤西归，享年87岁。

是什么让一位年迈老人，倾注如此心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让年轻人理解“功不唐捐”

1927年出生的汤一介，生长于一个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庚寅年（1890年）的进士，父亲是哲学大师汤用彤，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小时候，从不主动要求看什么书的父亲，唯有一次特意要汤一介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哀江南赋》来读。那是南北朝时，庾信书写的丧国之痛。年幼的汤一介虽似懂非懂，但对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兵荒马乱，一种潜在的忧患意识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责任感已然深植。

1989年，汤一介、张岱年、李中华等学者相聚在北京金海湖游玩。据李中华回忆，聊天时，有人提出能不能做一个大型编书工程，类似《四库全书》类型的丛书，他便提议干脆编一个“四库万书”。听到这话，正在打盹的张岱年马上抬头，让再说一遍。大家都觉得这是个玩笑话。只有汤一介认真起来，说要编就编《儒藏》。

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汤一介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中华文明传承的忧心——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感到中国社会存在着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那么9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也许较安于现状了。特别使我担心的是，在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追求金钱，二是追求权力。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中也有相当的影响。”

儒学，正是汤一介认为能够救治这种精神危机的“良药”。

“一个学者到了晚年的时候，要出非常多新的思想是有点困难。因此我考虑做一些带有资料性又有用的东西，就选择了《儒藏》工作。同时，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儒家的著作。”汤一介从不怕难，唯一担心的是是否够格的问题。

他怕自己对中西哲学了解得不够，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能建立一个参照系来做儒学研究；也怕自己做哲学出身而非古籍整理，不专业，所以只得“非常小心，战战兢兢地来做”。

但人不过肉体凡胎，终有力不能及的时候。根据《汤一介与〈儒藏〉》一书记录，他不止一次和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说：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不好，《儒藏》又注定是一年半载无法圆满的工程，所以要学校多考虑后续谁来牵头、增加资金投入等问题，等他走了就来不及了。

吴志攀明白，汤一介的意思是：《儒藏》是个慢活、苦活，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可惜，现在熟悉古文献的年轻人难找，愿意从基础的点校工作做起的年轻人更难找，但正因为这样，他才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儒藏》工程往前走，只有这样，才能让年轻人理解“功不唐捐”，愿意坐在冷板凳上，一点一点进步，要不然基本功都丢了，将来还谈什么做大学问。

就如冯友兰曾说：“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

我们需要如汤一介一样的人，一代代、一批批，新老接续、薪火相传。我们需要他们甘愿化作燃料，不为赚钱，不为扬名，只为给传续中国文化真火这个大事业能做出点样子。

《儒藏》是不同代际的学者群体共同协作的结果。50后的董平觉得，自己的这一棒，也应该递出去了，他暂不考虑继续参与未来全版本的编纂了。

他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儒藏》恢宏的精神、光荣的过去、辉煌的前景，是属于儒学的，属于中国文化的，也是属于不同代际的学者群体的。”

因为，真正的文明，从来都是人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