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学责任转嫁家长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受访专家认为，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这一行为本身与“双减”政策精神相悖。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分析，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执行末端”，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一方面，规避对学校作业量的监管，导致学生作业任务“明减暗增”；另一方面，增加家长负担，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双减”政策要求“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家长需要引导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而非作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力。

“让家长打印作业成为学生完成作业的强制性、常态化前置程序，本质上是将学校教学保障责任转嫁给家长。”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说。

她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深层矛盾，即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模糊。包括打印作业等在内的本应由教师承担的教学管理职责转嫁给家长，家校共育异化为“家校共教”，家长甚至成为“校外教师”角色。

刘一玮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政策执行异化、政策稳定性不强是重要原因。

“‘双减’政策的本意是推动学校与教师优化作业质量、合理控制总量，但让家长自行打印作业，是政策落地执行的异化。同时，‘双减’政策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质上仍属于教育政策文件范畴，其稳定性不及国家法律法规。”她说。

在姚金菊看来，“双减”政策落实难，主要面临两个困境：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存在问题，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于保障休息权的规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也有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但“双减”政策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另一方面，教育部门的执法资源有限，监管技术不足，导致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相对“隐蔽”的途径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管，导致对“双减”政策落地的监督难以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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