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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从来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在杨妞花望眼欲穿的方向，39岁的爸爸杨新民郁郁而终，32岁的妈妈熊棉衣也带着破碎的心去了。姐姐桑英在11岁那年成为了孤儿，与妞花有着相似的命运，13岁的时候，她也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活。

杨妞花和姐姐相拥回到了她们出生的贵州省织金县官寨乡，记忆里的路、水、屋，一点点印证。爸妈的眉眼有没有变，杨妞花已经没有机会得知。

她在坟头看天一点点黑下来，又一点点变亮，脸上的泪没有干过。天亮时，杨妞花站起来，她必须让人贩子付出代价。

那种感觉，杨妞花形容是“一口气死活咽不下去，躺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她想过人贩子如今也有六十多岁、可能也过得不好；她想过父母只会希望她过安稳的生活，不想她辛苦奔波。但只要想到她的妈妈32岁就躺在地里，她就觉得，不应该放过余华英。

“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被拐儿童这么多，余华英一下就拐了十几个，只有你一个人站出来找她？我说因为我父母没了，就这个原因。”杨妞花多希望，自己也是一个不想找人贩子的孩子。

找人贩子，与其说是“能不能”，不如说是“想不想”。当年给余华英介绍买家的王姓老头，几十年来一直与杨妞花同村居住，甚至不时以功臣自居，“如果不是我给你找了好人家，你已经冻死了”。

从2021年到2022年，杨妞花反复找这个中间人，“软硬都说，你都90多岁了，就算抓了你，可能也不会被判刑，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带到棺材里面去？”

中间人终于同意作证。接下来是立案，拿着人贩子的名字，杨妞花用了一年多时间，一趟趟在河北和贵州之间往返，到2022年，她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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