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小镇做题家”

比赛结束后，理工科出身的男友给洪昊昀分享了一段视频：一位博主在阳台上喂鸟，介绍“大家看我在喂我的乌鸦”，有弹幕骂他“傻X，那是渡鸦”。博主于是重新录了一边视频，介绍这是渡鸦，又有人问“怎么回事，这是乌鸦”。他干脆表示“大家看我在喂我的小鸡”。

她觉得自己正在互联网投喂小鸡。“怎么做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在镜头前的她笑着说，是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

24岁的洪昊昀不再是初中时会因为同学的恶评站在镜前怀疑自己的女孩。这个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小镇姑娘也曾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下长大，优异的成绩是她赖以自我肯定的根源。

她以入学考试年级第五名的成绩进入了宁波市镇海中学。这个夏天，在朋友圈流传的截图中，2023年高考，全省前100名中镇中占据了41席。这对学生们来说是升入名校的保障，也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夏天的教室里常年飘着风油精的味道，想打瞌睡的时候，同学们就会打开风油精涂在太阳穴让自己保持清醒。风扇声和笔尖擦过纸面的声音构成了这里唯一的声响。洪昊昀往往坐在教室的后排，戴着耳塞，沉浸在书本和试卷里。

父母期待她能保持入学时的好成绩，延续自己年轻时没能完成的大学梦想。为了让她安心学习，父母在高中附近租了一间公寓，每天风雨无阻地给她送盒饭。期待背后有着深沉的焦虑：母亲担忧，女孩子到了初高中后学不好理科。

在校外，父母给她报了昂贵的培训班，买了厚厚的竞赛辅导书。洪昊昀也因此对父母有着难以言说的愧疚感，即使有喜欢的东西也会忍住，不向父母提出额外的需求。“有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只有在成绩上足够优秀，才能消弭她的一部分愧疚。

刚上高中的时候，洪昊昀竞选成为班级团支书，尝试组织班级的各类社工活动，同时加入了广播站。精力的分散让她在高二时跌入谷底，她发现自己明明会的数学题却永远拿不到分，年级排名也从掉到了两百名开外。

“落差感很大，感觉自己需要放弃一些东西。”她降低了社工活动的频率，停掉了在广播站的工作。下课时间，她就会去问老师问题或者自己做题，并不像其他同学互相聊天或是相约去小卖部逛逛，午自习也独自跑到自主学习室里学习。有时候她看着别的同学之间嬉笑打闹或者一起参加文体活动，觉得她们的状态也挺好，“但当时的自己铆着一股劲，我觉得我要达到现阶段的目标，考一个好的高考成绩。”

毕业六年后回到校园，她看到年轻的学弟学妹们娴熟地用着手里的平板，自习室里多了能够进行志愿模拟填报的触摸屏终端，有高考完的孩子正在埋头在厚厚的习题册里准备下午的三位一体考试。

“那是我之前最喜欢的位置，靠窗的”，她指了指女孩坐的地方，而当时的她看到窗外的未来是模糊的。“我虽然是从小镇来的，但我不是小镇做题家，我超级讨厌题海战术。”她曾经看到过有的同学在自习室熬到很晚，但做题时的暴躁和努力显而易见。在洪昊昀的理解中，弄清楚题目的原理并不需要过多的样本去进行强化，更需要的是掌握底层逻辑和技巧。她花了很长的时间整理错题，一边抄写错题一边思考不同的解答方法，并且在脑海里绘制不同题型是如何产生联系的思维导图。

每当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洪昊昀就会在这道题的作答处打一个红色的、表示正确的勾，用这种方式暗示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我打心眼里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是值得的，把这件事做好，包括弄懂错题，这些事情会给我很强的正反馈，蛮开心的。”

“我更想拿图灵奖”

高考结束后的暑假，对洪昊昀来说并不是一段愉快的假期，她被调剂到清华大学机械、航空、动力专业大类，进入机械实验班，成了全班20人中唯一的女生，也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妈妈当时就很伤心，觉得我以后可能会遭遇核辐射，我爸也觉得不如选其他985学校，女孩子读个金融就挺好。”对于陌生的大学教育和即将远行的女儿，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介入的父母陷入了无法避免的恐慌中。她试着先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然后自己做选择的原因以及最好、最坏的预期都讲给他们听，就像这次参加世界小姐大赛一样。

大学广阔的平台让洪昊昀看到了更多种可能，有的同学积极做社工，为之后进入机关单位做准备，有的同学发展了各种社团活动，也有埋头“卷”绩点，或是醉心科研的。“我看到了很多条路，但是我对每条路的理解都不清晰，就觉得可以先走走看看，”洪昊昀说。

一位满绩点的学长曾经告诉她，尽管成绩名列前茅，但他有时候也会失去追求满分的意义感，好像得到更多的是技巧而不是价值。身边的例子也提醒她，如果认为不拿到某个机会就完蛋，或者一件事情做失败了人生就没有希望，这样的单一评价体系会把一个原本就脆弱的人击垮。从那时起，她放弃了对绩点的强烈追求，想去做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即使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她也很难提起对机械专业的喜欢，反而在自选的计算机科学课上听得津津有味。“开始听不懂，但觉得好有意思。它有很多术语，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通过程序语言的逻辑马上能四两拨千斤地解决，是一个很巧妙的转换。”她认同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筛选到了喜欢的路经。”

然而，计算机系转系竞争激烈，转系失败，甚至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困境。“你是高考生，以前连编程都不会，你拼得过那些男孩子吗？”父母质疑。

为了证明自己的数学能力，弥补大一微积分和线性代数成绩的不足，洪昊昀辅修了统计学的专业课。同时，她为最坏的结果做了备选方案：她还听了社科经济的课程，如果转系不成功，她就换个专业，或是继续研读机械专业。“其实我算是一个思维很系统的人，我做一件事情不会只有单一的目的，也不会只想到最好的结果”，她这样形容自己。

洪昊昀记得，有一次自己去图书馆自习，因为想屏蔽来自外界的信息专心学习，就把手机放在了寝室里半天。结果父亲联系了学校的保安和老师焦灼地找她。她意识到父母对她的依赖和紧张，但并不想因为成为“合格的女儿”，而打乱自己的步调，“我得自己先冷静下来，再去安抚他们。”

大二时期，她有时候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北京的冬天气候严寒，为了赶几门课程的作业，每周四晚上她都会通宵写作业，然后周五一整天冷得发抖。

“我是自己安排在那个时候的，时间很紧，不做完就会一直拖延。”洪昊昀并不觉得自己是“卷王”，努力是这所中国最高学府里的常态。她开心于自己能有这样自由选择的权力，能有找到自己喜欢的领域的幸运，当然，她也害怕自己拥有更多机会之后，做错选择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今年，她放弃在清华读研，选择出国读博,这依然是在旁人看来无法理解的小众选择。7月底，洪昊昀将前往阿联酋攻读人工智能专业的博士学位。“我想当世界小姐，我更想拿图灵奖”，对着镜头，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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