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头条客户端讯 老人们在村子里的生活几乎长得一个样。一排排整齐的二层小楼，白天家家大门敞开，他们支起小方桌，搬来小板凳，坐一起打纸牌或麻将，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72岁的农民徐玉坤不在家乡这幅平静祥和的画面里。相比纸牌和麻将，他更醉心于那只用透明胶缠了一圈又一圈的头盔。戴着它骑自行车上路时，徐玉坤觉得自己像是一只雄鹰。

务农大半辈子的徐玉坤始终不甘心就这么待在村子里，“难受”，“总是想出去”。在将双目失明的父亲养老送终，看着四个女儿全部出嫁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命运的转机。12年前的一天，他决心出走，“到走的时候就是，如果不走就死，就到这种程度。”

徐玉坤将自己的出走行动视作一份“企盼太久”的事业——一种高于自己生命的事，“像唐僧取经一样，在追寻自己的使命和信仰”。至今，他的骑行里程近11万公里，涉足中国的33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的25个国家。

对于这件事的意义，徐玉坤相信，他在传递的是一种精神力量，“我的事迹感动了各阶层的人，当面痛哭的都有，它是鼓舞，它是一种精神力量……”

“这在农村就是极大的不正常。”徐玉坤的三女儿徐秋菊说，“其实他活在一个精神上很高贵，但是实际情况很窘迫（的状态中），他在这两点间游走。”

在徐秋菊的眼中，父亲虽然环游了全世界，但却始终“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我走了，找不到了”

2007年4月7日晚，60岁的徐玉坤骑着他改装过的“老伙计”上海老永久上路了，从河南省南阳市溧河店村一路向北，开启了似乎没有尽头的一个人的远行。

但事情远非看上去的那么顺利。

早在1999年，徐玉坤第一次向家人提出骑车走全国的想法时，便遭到了全体反对，“家里一开会，大家都训我，‘弹劾’我，最后走不了”。后来，他“每天做梦都是这个事”。

2007年，随着四个女儿全部成家，徐玉坤觉得自己作为父亲的“任务”完成了，他再也等不及了。这一次，他选择了不辞而别。他把路上要带的东西提前转移到了一位彼此信赖但与家人不相识的朋友家。趁着老伴睡熟，一声不响地溜走了。

转天，在离家100里外的地方，他给老伴打电话：“我走了，找不到了。”

他在日记中写下：不走完祖国一周就没有独特，没有独特就抚不平我的心，心里不平衡回去还是不幸福，还是痛苦得要死。

徐玉坤只上了五年学，60岁以前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并不甘心。徐玉坤的四个哥哥姐姐全都走出农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他5岁丧母，13岁时父亲因为青光眼而双目失明，留下最小的他辍学在家照顾父亲，直到1990年父亲去世。

“（每天）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就这样几十年，你说心里多难受？就是有总想出去那种心，到走的时候就是，如果不走就死，就到这种程度。”徐玉坤说。

出走的第12天，他到达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向毛主席像宣誓：“我的大旅行开始了！”

12年来，骑行路上他每天四点起床，打点好行装后吃早饭，五点左右出发。自制的油皮大包横跨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徐玉坤驮着至少30公斤重的行李平均每天骑行100公里。行李中有衣物、帐篷、厨具，也有相机、充电宝、备用手机。

除去装备，徐玉坤还背负着一项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从出发的第一天开始记日记，即使再累也尽量坚持；自途经的第二座县城起收集沿途各地的邮戳和印章：邮局、博物馆、旅游景点、特色小店……在徐玉坤眼中，这不是负担，而是“铁的纪念”，不但便于自己回忆，回头向他人讲述每段经历时也无需再证明什么。

在路上，他很少随意休息，扎扎实实地匀速前进，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往前走，不能慌。“但是有个别时候也是腿疼，我会说，这个腿呀是你让我休息，其实我心里不想休息。”徐玉坤边说边轻拍着大腿。他身穿军绿色的工装裤和军绿色的胶鞋，裤脚以红色绑带束口，以防卷到车轮里，是常年骑行的习惯。

徐玉坤相信，“不能总是留恋一个景，前面还有更好的”。可他也不是永远都在埋头赶路。他会在所到之处每一座典型建筑前支好三脚架，按下相机的定时键，为自己留下一张标准的游客照，有时一个呆呆的头像不小心占据了相纸的“半壁江山”；他也会停下来蹲在路边的水沟旁看天鹅哺育幼仔，感叹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欧洲村庄带给他的安全感；他还会在第一次见到自动收番茄的机械工作时主动和当地人用翻译器交流，打听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

睡眠时间短又起得早，困意总在每天上午11点钟左右向他袭来，眼前一片恍惚。他通常会在路边找一块平坦的地方，眯个一二十分钟，醒来之后，“哎呀！那清醒，那美！”

有一次在新疆，当时的环境条件不允许他在路旁小憩，徐玉坤只好用一条指头粗的三角带，一头挂在自行车上，在行进中用力抽打自己的脊梁，直到打醒为止。

扎帐篷是徐玉坤的常规住宿方式。欧洲之行的80天里他只住过5次旅馆，北美的4个月虽有民宿平台免费提供住宿，也只是住过39次，更多时候是为了解决充电和网络问题。

如何解决吃饭的需求？徐玉坤的原则大抵是不饿肚子就行。国内用自带的电饭锅煮饭，在东南亚烧柴或者买煤气灶做饭，而到了欧洲和北美，各方面规定更严格，他只有吃冷食。

“哎呀！真好吃啊！”在加拿大录制综艺《奇遇人生》时，徐玉坤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与阿雅和Angelababy并肩坐在地上，各自吃着一小桶方便面。镜头外，徐玉坤说，那是他在几个月的旅途中第一次吃到热腾腾的泡面。面包、火腿肠、就着矿泉水一泡才是他骑行中饮食的常态，“完全是凉的”。

骑行至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千里无人区，由于严重断粮，徐玉坤不得不吃掉夜里被汽车撞死的三只袋鼠。他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将袋鼠剥皮，挂在树上，再用锅煮熟。徐玉坤回忆起袋鼠肉的味道，“不太好吃，它没有油啊脂肪啊，全是肉，但是它不像牛肉羊肉有点香，它不香，它有点酸酸的。”

67岁的北京骑行爱好者老马是徐玉坤的新朋友。老马有很多专业的骑行装备和“知识储备”。“骑行的人都会注意各方面的常识， 徐玉坤什么都不管，他有时候挺固执的。”老马说。徐玉坤在美国时，老马就曾提醒过他要刮刮胡子，穿着得体一些，没东西吃的时候可以去教堂领，可这些建议徐都没有采纳。

直到不小心私闯民宅，差点被当成流浪汉从美国人的枪下逃跑，徐玉坤才反思自己，“当时认识不到，我以为我想咋着就咋着。”

徐玉坤很早就戒了烟，在路上经历过两次醉酒后也不再轻易沾酒。陪伴他独自前行的通常是手机里的音乐。

他的手机里存着几十首《西游记》的插曲，设置了连续播放，“哎呀，我特别喜欢，来回地听不够。” 说着，他招呼三女儿徐秋菊把他最偏爱的一首歌《敢问路在何方》外放出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歌？”

“那和我的行动是一致的。”徐玉坤说。

“光荣与梦想”

“一个伟大的英雄出在这个环境中。”在南阳老家的堂屋里，短暂的沉默过后，徐玉坤突然开口，平静地说道，说完自己也乐了。

这个务农了大半辈子的农民从不掩饰自己想成为一名旅行家的“雄心壮志”。

两辆曾陪他走南闯北的变速自行车放置在东客房，白墙的正中央挂着十年前他在帆布上亲手临摹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画像，题字为“先祖遗风”。徐玉坤感到自豪，“我俩还是本家呢。”

和“徐霞客”同处一室的还有五幅金框装裱的他骑行世界各地的经典照片。在徐家可以利用的空白墙面上，像这样大大小小的照片还有几十张。

东客房和开放式的大厅之间是一堵镂空花纹的隔断墙，被徐玉坤用一面红布封得严严实实。这是他自制的最大的一面旗帜，双臂张开刚好可以把红旗平整展开，它出现在数不清的照片里，或是徐玉坤单人，或是和世界各国面孔的合影中。他亲手绣上白色的“保护环境 低碳生活”的宣传标语，字体是极具个人风格的隶书。

徐玉坤每次上路，都不能没有旗帜。他的理念是：“如果没有旗帜没有理想，你就是随便的跑，没目的，没意义。”

2007年第一次骑行，离奥运开幕还有一年零四个月，徐玉坤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绕着中国的最外围公路骑行一周，为宣传奥运做贡献。他用红色的漆料，在一张A3纸大小的帆布上写上“奥运”“2008”字样，并临摹了北京奥运会会徽“京”字中国印。奥运结束后，徐玉坤还以展示旗帜的形式宣传过在南阳本地举办的农运会和月季花会，他最常呼吁的口号始终是“全民健身”、“保护环境 低碳生活”。

徐玉坤家所在的溧阳店村原来位于南阳的市郊，前些年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高楼迭起，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后来，村里的街道整修了，流经徐家门前的小河也筑上了堤岸和护栏，可是走近仍有难闻的气味。

更令他心痛的是“年轻人”的骤然离世。2009年底，徐玉坤在外骑行四个月的过程中，村里少了五个人，其中四个都不满六十岁，有人长期酗酒，有人死前毫无征兆。在他眼中，不到六十岁是非正常死亡。“奇怪的是，村上的人不总结也不震惊，仍然是那样安然嬉戏地生活着。”徐玉坤频频在各种场合表达他的遗憾和不解，“死了就埋，没人感到不正常。”

“全民健身”和“保护环境”的旗帜从那时起跟着随徐玉坤去到世界各地，一直到今天。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去唤醒“那些装睡的人们”，可是“没人听，说多了就烦了”。

开始骑行前，徐玉坤的肠胃不好，心脏病也不轻。上路后，一边吃药，一边跑了几年，原来的病症竟也消失了。这让他坚信“只要进入这种状态不会有病，你天大的病都会好。”

即便在家，徐玉坤也成天绑着一个发带，头顶的头发略微发黄，花白而茂密的络腮胡子包裹着脸颊。他很开心有人写诗称他为“形象再世美猴王”，觉得自己和《西游记》的两大主人公都有相像的地方，“唐僧有坚定的信念，孙悟空有敢拼敢打的精神。”

在日记中他曾写道：我也像唐僧取经一样，在追寻自己的使命和信仰。徐玉坤把他的行动看作一份事业，“就是有些地方有人说很危险，不要去，你如果是为了玩那就不可能冒险，如果为锻炼身体也不可能冒险，原因是那不值得了对吧？所以你只有有一种理想，一种高于自己生命的事，就有勇气了，就能过去。”

至于这件事的意义，徐玉坤相信，他在传递的是一种精神力量，“我的事迹感动了各阶层的人，当面痛哭的都有，不管多大年纪，它是鼓舞，它是一种精神力量，所以是有贡献的。”

女儿们都记得，父亲徐玉坤年轻时就和别人不一样。他爱看报，关心时事政治，对国家大事头头是道。其他人都是没事聊聊天，他喜欢学习不同的东西，30来岁开始自学书法，从楷书到隶书，后来帮村里的新房写对子，成夜写，“他和那种光下地干活的不一样。”二女儿徐海棠说。

“中国梦，我的梦……他一套一套的……”三女儿徐秋菊说。

徐玉坤的“另类”在溧阳店的村民眼里是一种“不正常”。邻居回忆，刚开始骑行那些年都说他是个“圣人蛋”，“神经有问题”，识字多了喜欢往外跑。“圣人蛋”是徐玉坤老家的方言，说人爱逞能，爱显摆自己的能耐。

只有老惠，接纳了徐玉坤看似不切实际的远大理想，他就是当年“收留”徐玉坤装备的人，也是为他保守秘密的唯一知情者。

徐玉坤看中了老惠的善良和他的“外地人”身份——绝不会破坏自己的计划。老惠是从外县过来的，一个人住，比徐玉坤年长八岁，年轻时学过中医，平时免费给乡邻号号脉。他原来在村口的工厂看大门，有一次看到徐玉坤在街上给别人写牌匾，觉得写得还不错就上前聊了几句，就算认识了。他们是那种没事不太见面的朋友，但一坐下来有说不完的话。

二人都爱看新闻，关心国内外形势。从最近去过的美国，到欧洲、亚洲，骑行回来的徐玉坤向老惠回忆起他对每个国家的印象。

老惠一辈子没出过省，他想让徐玉坤“代替他”去看看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和他所认知的一样不一样。老惠说自己“最羡慕他了”，因为经济和晕车问题，没那个能力出去，“后来他跑一圈来给我汇报汇报，我心里怪得劲的，在经济没支持，在思想上支持他。”

村里的人习惯把离家三里地就称作外乡，徐玉坤常年在外，却颇有些“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平常心，他说自己走在美国的超市里和在中国是同样的心情，“我认为面前的人都是好人，我还认为我所到的地方都是我的家。”

“精神很高贵，现实很窘迫”

2016年环澳洲骑行结束后，徐玉坤停下了脚步，直到今年四月的北美之行。

“为什么2017、2018年哪都没去？”

“还是经济问题，一有钱我就跑。其实哪一次都是经济问题。”徐玉坤说完便笑了。

东客房里间的桌子上堆着厚厚的一摞册子，每份有10页，记录着徐玉坤十年来总结的游记和心路历程。

去年9月，经费短缺的徐玉坤独自到省会郑州筹集路费。他在距离市区十几里待拆迁的城中村花了400块租下一间10平米的房子，每天傍晚赶到市中心，将一卷卷塑封好的图片集铺开，用铁丝架支撑着50米长的灯带，向感兴趣的路人推荐着10块钱一份的游记，每天能卖出十来份。

有时是夜里展览，收摊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就这样的一个月过去，凑齐下次出国的经费仍是遥遥无期，可徐玉坤没有放弃，他告诉徐秋菊“郑州筹不够，再换别的城市，我要把全国各大城市转一遍，我就不信筹不够！反正我这后半辈子也就这一件事了！”后来，徐秋菊找到一位愿意带头捐款的好心人，这才解决骑行北美的路费。

“其实他活在一个精神上很高贵，但是实际情况很窘迫（的状态中），他在这两点间游走。”徐秋菊说。

出发前，徐玉坤的老伴给了他一个苹果，寓意一路上平平安安，回来那天又大半夜借了车去接他。用二女儿的话说，母亲现在跟着父亲“也可风光，可牛了！”

十年前的徐玉坤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怕家里人反对，徐玉坤头几次出行都选择了偷偷溜走。第一次骑行回到家里，各方反对的声音最强烈，“这在农村就是极大的不正常。”徐秋菊说，她甚至找到一位市里的精神科医生打听父亲的情况，“聊了之后我回家就想吓唬他，我说你这个是有点神经问题了，你要是过分了咱就往精神病院送，他都吓死了。”

第一次出发时，徐玉坤身上只有400元。第二次，家人用藏相机的方式希望他知难而退，可他却用仅有的1500元买了一部1420元的三星相机，带着剩余的80元继续前进。他不得已沿路讨饭吃，吃饭店里别人剩下的饭菜，在火车站众人的目光下拾起地上的半截玉米棒，最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磕磕绊绊地走完了8个省。

徐玉坤现在住的房子是80年代盖的。如今，村里的有钱人家铺了地板砖，装修有模有样，而徐家仍是未经粉刷的红砖房。大门口的布置倒是比别家都气派，屋里屋外都有鲜花装点着，家里到处都贴着徐玉坤的大幅照片。在那个写着“逃跑计划”的有关徐玉坤的媒体宣传海报下，有一辆健身用的单车，他的老伴袁清芬每天都会坐上去蹬个二三百圈。 

袁清芬今年70岁，还没出过省。她爱摆弄些花花草草，照片里的她一年四季都穿着大红色的衣服站在花丛中。平日里，她做做饭，骑上电动三轮车买买东西，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和邻居阿姨斗个地主，也不赌钱。看到老伴一个人去了那么多地方，袁清芬说她“可羡慕，羡慕也走不成”，身体原因拖住了她的脚步。

她有严重的冠心病、肾衰，还有脑出血引发的腿脚不灵便，一年最多住过八次院，一个月光吃药的花费就得小一千，可老两口加在一起每月只有120块的养老金，大部分的花销都是靠女儿们的接济。

袁清芬还记得，有一次她在屋里犯病了，挣扎着走到门口，门还打不开，用力喊了邻居，邻居又通知了村里的女儿们。徐玉坤在外时，她住院一般都不告诉老伴，视频的时候站到看不出是医院的地方。

“有的人老伴不得劲就不跑了，他非得跑出来个名堂，跑不出来名堂谁说也不中。”徐家的邻居说。

家里的麻杆花开花了没？

11月的南阳，家门口的数十支麻杆花早已凋零，高过屋檐的枝干在风中飘摇。老两口商量着一起把枯枝败叶处理一下。

今年6月初，心脏病再次发作、住院一个多月的袁清芬终于出院。远在美国的徐玉坤收到老伴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里，在盛放着的粉艳艳的麻杆花前，袁清芬穿着正红色的印花裙和深红色的布鞋，绽放着笑颜。

这麻杆花是出发前老两口共同栽种的。在美国的那些天，徐玉坤时不时地关照一下麻杆花的长势：长多高了？开花没有？他翻看着那张照片解释道，“我当时写了篇文章，歌颂我老伴，发到群里了。我说其实麻杆花我第一眼看最喜欢了，但是你和它站在一起，转移啦，我最喜欢的人是你。”

最近，徐玉坤通过写书法的方式为自己挣些路费，从剪裁纸张、确定比例到书写都需要花些功夫。袁清芬不识字，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早饭前，袁清芬叮嘱着老伴先把咳嗽药吃了。“上诊所去买药以后，一般都是她记住我吃多少药，我都没问。”徐玉坤打趣地说道。

早饭时，袁清芬想让徐玉坤把没吃完的韭菜给打扫了。“太多了，别给我了。”他稍作反抗。“我就不信你吃不完！”袁阿姨吼了一句，把剩下的菜直接倒到老伴的碗里，徐玉坤低头扒拉了几下，没说什么。

徐玉坤的小女儿徐冬梅带着她的小儿子来家里吃午饭，祖孙三代对着一盘花生米突然开始比赛，看谁一次夹得多。“我相信你们换换手都不会夹，你信不信？”徐玉坤提高了难度，小外孙不服气，试了几次终于夹到了，一家人笑作一团。

四个女儿中，老三徐秋菊的性子最强，父亲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但在徐秋菊眼中，却始终没有走出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个性相仿的父女俩有着各自的坚持。徐秋菊偶尔会忍不住打断并纠正徐玉坤兴致勃勃的讲述，在她看来，那只是父亲的一面之词。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很倔强的人，走在他的路上。作为我们现在来说，其实管不管都挺难的，远远超出我们家的能力了。”从年初开始，徐秋菊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尽可能的协助父亲的“事业”。

在徐秋菊心里，父亲是“1/18”的存在，她更渴望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安安稳稳的家。“我能理解他，但是我其实不提倡这种把命赌上的事。我觉得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她说。

二女儿徐海棠则顺从很多。这些年，眼见着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她也就由着父亲去了，“啥都是他的选择吧。”

“他每次上路，我的心都在悬着。”徐海棠永远记得，有一回，徐玉坤骑行在外时，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她看到父亲回来了，在屋里迎着她笑，“起来我吓死了！有人说梦是反着的。”过去没有手机，无法求证父亲的平安，她怕说出来不吉利，只好带着这个秘密度过了不安的一上午。后来，母亲告知女儿父亲平安归来的消息，徐海棠疯一样地跑回家，竟然见到和梦里一模一样的场景。

比徐玉坤年长三岁的村支书在村里德高望重，二人熟识已久。他眼中的徐玉坤是个迎难而上的人，“你说困难，我就专找困难，我找着困难把这个困难克服了，我就能前进一步。”

11月份，徐玉坤在自己的公号上发文：“如果各个方面准备好，年前我就到非洲去。”这次，他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妥协了，年后再动身。

在南阳老家“休整”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徐玉坤都要独自沿着一条固定的线路骑行25公里。

一直要骑到没有路的地方，他才肯折返。